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社会历史规定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有着自身特定的原初境况和现实条件。西方现代化在其展开过程中所带来的世界效应，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初境况。这种原初境况造就了20世纪初世界历史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马克思晚年对跨越“卡夫丁峡谷”议题的论述，为没有完整经历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定向。只有基于上述原初境况和理论资源，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容和社会历史规定性，并为深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一套完整的可知性框架。
国外价值形式分析学派认为，抽象劳动的社会性质仅仅出于交换，从而否认了生产的社会性质以及价值实体的生产性质。这就导致了价值与交换的循环论证：作为交换前提的价值，却成了交换的结果。实际上，抽象劳动既是一种生产抽象，也是一种交换抽象，二者都是在社会行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实在抽象。所不同的是，前者因生产条件的复杂化与生产工具使用的一般化而在生产中形成；后者在交换中撇开各种商品的不同有用性质而产生。生产抽象反映的是个人在简单劳动中随时可以被任何其他人替代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是可能的。生产抽象是交换前商品的价值内容，是潜在的价值；交换抽象是价值形式，只有在交换中价值才能够成为现实。
马克思对自由劳动理论的探索经历了从人本逻辑的价值批判向人本逻辑与科学逻辑相统一的辩证发展。人本逻辑以自由劳动为价值基点，揭示资本主义劳动形态对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构性压抑。科学逻辑则通过揭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剩余价值率变动的结构性矛盾，论证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如何既暴露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又为自由劳动奠定双重基础：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为生产关系变革提供物质前提，推动对强制性分工的扬弃；另一方面，技术进步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为主体能力发展创造自由空间。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内在蕴含“绝对利润量增加与利润率下降”的矛盾，既反映资本逻辑对人本逻辑的压制，又凸显科学逻辑对人本逻辑的支撑。人本逻辑与科学逻辑的交互视域为整体把握自由劳动在历史实践中的辩证生成提供理论观照。
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通过向社会领域的入侵，通过对异域的“去领土化”不断开启新一轮的资本原始积累，延缓资本内在矛盾的爆发。资本主义以“公理化”的形式在社会领域、公共事业等新空间不断蔓延和“殖民”,推动了资本的虚拟化、投机化扩张，促使主体进一步陷入资本主义话语当中，从而构建起资本更为抽象的统治。作为理论反映，“法国理论”的众思想家在吸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过程中，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质，分析了资本主义得以持存的具体历史契机。在此视域下，资本主义已然从生产方式延伸为“公理化”形式，渗透到直接商品生产之外的各领域，从而进一步衍化出思维形式或欲望形式，并调动社会各层次的要素或被动或主动地共同支撑着已然出现裂缝的结构。面对资本主义的“公理化”问题，社会发展需要一方面谨防公共财富和社会领域被全面私有化和货币化，另一方面需要构建可见而有序的集体未来愿景，充分动员个体主体与集体事业相契合。
刘咸炘的哲学主要是通过对道家的重新阐释而形成的，其核心是“道家史观”。刘咸炘所定义的道家不是作为诸子学之一的道家，而是上溯到古之道术、在王官学的演变和古人生活经验中形成的哲学。在内部支撑“道家史观”的基础性理论是气论。刘咸炘从质、神、机、力等不同角度对气作了定义，解析了何以华夏哲学以气而非以心、物、理、道等为核心。事论是气论的具体化和彻底化，是气论在历史领域中的表现。“道家史观”不仅显示了刘咸炘判摄儒佛的旨趣，也以对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而打开了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空间。刘咸炘思想显示了道家思想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位置与意义。
“神”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早期“神”的观念包含的原始宗教信仰的元素被周礼融摄，构成了礼仪体系的解释内容。通过“明神”辞例彰显的光明话语是早期思想中“神”的理论意义的核心，其在知识、政治、宗教、历史等多个维度中发挥作用。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先哲对“神”的诠释逐渐走向不可知见的隐匿形式，出现了“不测之神”的理论形态。“明神”与“不测之神”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单向关系，二者在古代哲学中呈现出复杂的思想张力。与展示性的“德行”相比，具有“不测之神”背景的“神明”话语转变为内面切己的表达方式，其对非展示性的侧重对内在精神观念的理论化至关重要，也提示了心性学的问题意识。
《庄子》的写作技艺不只“谋篇”,更在“谋体”,其思想及载体契合无隙。“三言”中的“重言”看似引重以言真，实则不是简单地引用权威之言或重复言之，而是引重与“寓言”“卮言”交织。三者一并成为思想的特殊语言装置，颠覆了圣人、帝王等人物形象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并对历史和秩序进行重构。《庄子》内篇所引具名的“圣人”皆兼具正反的多重面相，透显庄学不尊立特定权威的根本立场；内篇与外杂篇构建的共时性或历时性“古帝”系，则解构儒家的圣王述事传统，提出了超出人文的万物理想秩序和文明形态；刻意重引的虚构乃至荒诞的人物传说，则涉及游戏性的政治思想对话或对历史人物的反鉴批判。
当代康德式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科斯嘉德通过对康德的“道德行动实现了更好的人格”观点进行发挥，提出人的实践同一性是规范性的来源，从而将“成为一个好人”与“成为你自己”统一起来。科斯嘉德从四个方面对康德道德哲学进行的生存论改造都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有互通之处。但通过对比可发现她的改造具有根本的不彻底性，即她遗忘了规范性的二重性：作为常人态的公共规范与本真的规范。针对前者，她所追求的“道德与成己”的统一是无法实现的，要想达至这一目标，必须对规范性进行现象学还原，即在规范性的第一人称视角内部完成从“宾格的我”到“主格的我”的转变。
规范性问题是当代道德哲学的核心议题，它重提了道德的基础问题，并以行动和道德理由的方式重现于当代道德哲学的讨论中。威廉斯的内在理由论通过主观动机集合和慎思对准休谟式模型作出重要修正，威廉斯看到欲望和情感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并挑战了伦理学的“阿基米德支点”。然而，威廉斯的第一人称实践慎思面临规范性难题，即无法从激发性理由推出规范性理由，容易陷入唯我论的困境和自我的分裂。因此，我们要走出第一人称“欲望的我”,从“欲望的我”上升到“自由意志的我”,在实践理性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基础上追溯规范性来源，证成一种理性主义的动机理论，寻找自我的统一和心灵的自由。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提出两种自由概念，即无所谓的自由和向真向善的自由，二者造成其自由意志理论的内在融贯性问题。如果两种自由具有完全不同的本性，那么它们如何构成一个统一的自由理论。其实，基于意志的双向能力的解决方案不可避免地与笛卡尔的知识论主张相冲突，无法解决其自由本质的统一性难题。究其根本原因，意志的双向能力并不是笛卡尔自由的本质。自由乃是意志自发活动的一项基本事实，笛卡尔关于行为责任归属、自由程度的衡量的主张都是基于这一事实，且向真向善的自由之所以是最高程度的人类自由，乃在于意志施行的容易和便利。笛卡尔关于自由本质的哲学洞见，对于深化自由意志本质的理解、协调自由概念与决定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康德哲学的立场出发，可借助情感主义来回应对康德伦理学的动机问题的指责。道德情感主义主张康德伦理学存在动机问题，认为康德伦理学排除了情感之后，不包含动机的概念，故而缺乏实践上的推动力。在尝试与情感主义对话的基础上，对《实践理性批判》中敬重情感的诠释将会导向一种康德主义的解决方案，从敬重返回人性，将“对道德法则的敬重”理解为对理性存在者内在的人性的敬重。敬重与人性目的的关系符合情感主义给出的“情感-目的”的结构，这产生出情感意义上的实践动力。这一康德主义回应意在解释康德伦理学的动机，主张敬重背后更为根本的是人性，人性作为最高目的支撑起敬重，二者构成了康德主义的动机的二元结构。
为了说明奠基关系的本质，学者们尝试将奠基关系与因果关系统一起来。支持这种统一的最主要理由是奠基关系和因果关系都可以用干预主义方法来分析，并用结构方程模型来刻画。干预主义和结构方程模型在奠基关系上的应用被称为奠基干预主义。奠基干预主义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该立场要为真，需要我们能够衡量反可能条件句的真值；但我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它无法为真。本文将回应这一挑战。本文论证，奠基断言可以分为先天奠基断言与后天奠基断言，它们分别对应的反可能条件句的真值可以分别通过引入概念与逻辑方法以及形而上学溯因方法来进行衡量，因此反可能条件句的存在不对奠基干预主义构成威胁，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奠基与因果之间的统一。
<正>为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学术研究，切实维护学术诚信，加强人工智能在学术领域的规范应用，推动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杂志社发布如下启事。1.本社不接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署名的稿件。2.本社不接受存在如下情形的投稿：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内容直接作为研究成果的投稿；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生成文章的主体架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改写既有研究成果；虚构工具信息或隐瞒使用情况；伪造或捏造文献、内容、数据或其他材料;其他违反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或学术规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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