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哲学阐释

• 新的文化生命体：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考察

  张梧;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典范。立足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助于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与世界历史意义。在世界历史展开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体现了“非资本主义”属性，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相契合之处。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前资本主义”属性，亟待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激活，也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文化土壤，这正是二者的互相成就之处。进入世界历史后，“第二个结合”破解了如何在经济社会相对落后、资本主义基础薄弱的古老中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之谜”。当前世界历史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旨在实现“再现代化”,即合理扬弃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资本主义的文明限度上重新定义现代化，此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

  2023年11期 5-12+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5K]
  

马克思主义哲学

•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法(Recht)与法律(Gesetz)

  文兵;

  马克思在早期的政治思考和政论写作中，深受黑格尔理性自然法学的影响，将法与法律作为两个既不同又相关的概念加以使用，“法”被当成可以证成“制定法”的上位概念，具有“自然法”的地位和意义。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将法视为与法律一样的，皆是受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随着他们后来思入“世界历史性”的进程以及开始对古代社会的研究，又逐渐弄清了原始公社的解体使社会产生分裂和对立这一阶级社会产生的历史过程。恩格斯为了完成马克思的遗愿，对古代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法与法律又有了全新看法，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共产党宣言》英译的审订与加注之中，也体现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文本中，法与法律这两个概念在使用上已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被作为一种观念认识，而后者一般地被当作一种社会现象；前者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观念表达，因而具有阶级性，而后者在阶级社会中必然要受到前者的影响，但是，因其并非只是存在于阶级社会之中，故而阶级性就并不构成法律所固有的本质。本文从对Recht和Gesetz两个语词的分析出发，力图将概念史的分析与思想史的分析统一起来。

  2023年11期 13-2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K]
  

• 基于《资本论》的权力形态分析:马克思与福柯

  林青;

  在权力谱系的分析中，福柯借助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而呈现一种不同于传统司法概念系统的权力形态。福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具体分析，展示了一种具有历史和地域特征的在地化权力形式。这种新型的权力基于特定的空间而展开，并借助于技术化的操作而呈现。它本质上不再是传统的司法权力概念，即一种本质上是规则和禁令式的否定的权力，而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肯定性权力。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权力形式分析所揭示出来的唯物主义属性的基础之上，福柯将权力的唯物主义表现集中于身体和生命之上，即一种规训的权力和生命的权力。虽然福柯将这种权力的属性称之为唯物主义，但其“唯物性”仅仅表现为与权力的司法系统相对立，而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具体的经济运作关系中来得到合理的阐释。

  2023年11期 24-32+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8K]
  

• “自动的物神”主体性增殖对资本家的支配——基于《资本论》第三卷的分析

  于天宇;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将资本的生息资本形态比喻为“自动的物神”,说明生息资本是资本自足性的实体形态。这不仅意味着资本统治的物性逻辑的完成，更意味着资本统治的观念逻辑的生成。马克思对资本神性的认识经历了从“物神”阶段到“自动的物神”阶段的深化。“自动的物神”的形成，不仅使资本全面压榨了劳动者，更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自身人格化的对象——资本家——的现实处境。“物神”如何成为“自动的物神”,以及在此过程中主体的存在场域变化，是理解资本统治、破解资本逻辑、预见无产阶级真正解放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剖析，一方面能够透视当前资本发展的新形态，另一方面也能够预见祛除资本神性逻辑的实践理路。

  2023年11期 33-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K]
  

中国哲学

• 程若庸“心学”思想及其意义——以人心道心之辨为中心

  许家星;

  宋元之际理学家程若庸《增广字训》精选前贤人心道心之说，并加以总结、反思，体现了兼容并取、继承批判的特点。他兼引程子与朱子对人心的不同观点，吸收黄榦颇具争议的喜怒哀乐为人心说，采用黄榦人心道心犹如道器的相对相即双重关系论。引入“气未用事”说作为考察一心是否分化为人心与道心的指标，反驳道心为未发、道心为性、中为未发及静处用功说，倡导动处用功。他主张“心不外乎此理，理不外乎此心”的心理相涵论，提出“此心为此道之统宗会元”,彰显了心对于道的实践能动性，以至被误认为心本体论。他主张欲有善恶之分，不能概以欲为不善，赞同“即欲以求诸道”和理欲同体之说。程若庸的心学思想体现了融通和创新精神，影响了元代以来的朱陆合流之说，在宋元朱子学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故研究程若庸的思想对增进理学范畴的认识及宋元理学演变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023年11期 44-54+128-1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6K]
  

• 明代甘泉后学的主要类型与多元流变的特点

  姚才刚;

  明代甘泉后学可划分为五种类型：以洪垣、庞嵩为代表的甘泉学之正传；以唐枢、蒋信为代表的折衷派；以何迁、吕怀为代表的“得甘泉学之一隅”者；以唐伯元、杨时乔为代表的偏向于程朱理学者；以王道为代表的湛门另类人物。甘泉后学的多元开展不但为岭南心学注入了活力，也推动了整个中晚明时期儒学的发展。不过，这种情形使得甘泉学的发展脉络愈来愈模糊，到了湛门三传弟子那里，已难觅甘泉学的踪迹了，同时也增加了后世学者界定甘泉后学学派属性的难度。

  2023年11期 55-64+1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9K]
  

• 从“阶段”到“分系”:早期易学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

  刘光胜;

  “阶段”说的弊端，在于以单线进化的眼光看待早期易学传流。而马王堆帛书《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清华简《筮法》等新见材料的面世，证明先秦易学多线生成，因此分系研究是廓清早期易学面貌的基本方法。辑本《归藏》、王家台秦简《归藏》可能是借鉴殷易的某些元素，又融入后世观念而形成的新传本。马王堆帛书、今传本《周易》彰显德义，阜阳汉简《周易》突出卜筮，象数与义理分途的意蕴已经显现。清华简《筮法》与包山简、天星观简所记筮例虽出自一系，但在除祟、禳灾方法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同一系统之间不断分化，易学思想体系建构日益深化，不同流派之间相互渗透、融合，传流线索纷繁复杂，这些共同构成了早期易学多元生成的瑰丽图景。

  2023年11期 65-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7K]
  

• “道不可传”论的展开及其对儒学现代转型的启示

  王宇;

  “道统”论在南宋定型后，出现了一批主张“道不可传”的学者，他们对以师徒授受方式将“道”作为一个对象加以传承的可能性提出质疑，认为有必要对“道统”论中那条把各位传道者贯穿起来的历史链条进行修正，主张每一代学者对“道”的认识，都是其独立思考和探索的结果，“道统”不是发端于某个圣贤的传承谱系的历史发展。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南宋有黄震，元代为史伯璿、王充耘，明代则是薛瑄、王夫之，清代有袁枚，至民国由马一浮作了系统总结。“道不可传”论发源于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内部，在理论上纠正了传统学术的门户之见，是一种内生的思想创造。重新审视“道不可传”论不但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传统儒学道统观的丰富理论内涵，也为儒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2023年11期 77-8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K]
  

外国哲学

• “希望”何以被视为最重要“学说”甚或唯一论题——伽达默尔哲学中的“希望”之思探论

  张能为;

  “希望”问题在伽达默尔思想中具有整体性的、内在性的重要意义，是他后期声称的最重要“学说”,也是他没有任何保留地捍卫的唯一论题。伽达默尔承续海德格尔思想，既肯定时间性、历史性之于解释学的重大意义，也强调未来性之于实践哲学理智理想的内在关联。不同于将希望归为宗教上的上帝信仰、视作心理性的激情之物，抑或作为科学知识的应用的理解，伽达默尔把希望问题看作哲学性论题，将其置于“人的此在”的存在结构要素、实践哲学的“理智理想”和生活世界规划创造三个维度上分析，阐明希望既是人的此在的自身理解与规定，且由其显现而构成存在本身，也是实践理性具体化的普遍性理智理想，还是生活世界应有改变的可能性规划与期望构想。解释学存在论、实践理智具体化，整体方向性、未来性和历史性的统一以及理性自由共同构成了“希望”之思的重要特性。伽达默尔主张希望不由外而来，而来自人的此在之理解，“逻各斯”与“努斯”精神相结合，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世界定向筹划。哲学的工作和任务在于，让超越性的“希望”得到理性化、具体化与现实化之规定、实行，以使人们从中获得关于希望的满足和实现。

  2023年11期 86-96+1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9K]
  

• 弗朗西斯·培根与第一哲学的重构

  吴树博;

  培根素以经验论者著称并为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经验主义倾向并未妨碍他对思辨哲学传统的坚持和追求；相反，培根提出了自己的第一哲学理论并为之赋予了重要地位：他把第一哲学视为一门普遍的科学并将其作为一切科学之母。同时，培根还对第一哲学的内涵进行了变革：他清除了第一哲学的神学涵义，抛弃了其存在论和实体论的维度，只保留了对最高的原理和原因的研究。具体而言，第一哲学主要探究公理以及存在者的外来〈规定〉状态，并借此为一切科学奠基。培根对第一哲学的强调和重构不仅影响了他的科学规划和建构，也使第一哲学在近代早期哲学中受到了特殊关注。

  2023年11期 97-107+12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6K]
  

• 给予越多，解释越多——马里翁对解释学的现象学定位

  魏琴;

  马里翁认为，谈论解释学必须从“给予性”这一现象学的最终权威开始。现象学对“给予性”的强调不仅没有像很多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取消解释学，反而从现象学的维度赋予了解释学一种根本的“现象化”功能，即试图弥合现象之“给予”与“显现”之间的间隔。具体来说，解释学至少从四个方面“介入”了给予性现象学，使得不同的现象性模式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给予性的“溢出”最终要求一门“不可穷尽的解释学”,充分说明“给予越多，解释越多”。

  2023年11期 108-1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9K]
  

• 什么是公平——演化博弈论的视角

  朱万润;

  公平涉及比较，如不同主体所受的对待、分配份额等。尽管理想的比较应建立在相同的基础之上，但这一要求在现实社会中则很难得到满足。在社会科学的模型中，最后通牒博弈建构了相同的比较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公平意味着趋向相同的结果。据此，可建构更一般的公平概念：在身份、能力一致的基础上，公平意味着结果应尽可能一致。基于相关跨学科研究，公平可以在多种有利条件下得到自然进化。公平的规范更有利于促成共同体内部所有潜在的合作，从而推动共同体达到集体最优的状态。因此，公平的规范性证明可诉诸由集体最优规定的公共利益。总体上，公平的价值可以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下得到证明。

  2023年11期 118-1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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