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参考文献

古籍:《春秋》《礼记》《论语》《孟子》《荀子》《周易》等。

蔡家和，2019年:《熊十力对阳明心学的承继与创发》，载《孔学堂》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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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燕强，2024年:《“原儒”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史”探源——熊十力晚年思想定论》，载《文史哲》第1期。

景海峰，2010年:《熊十力哲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祥俊，2011年:《儒家外王学体系的现代建构——熊十力〈读经示要〉“群经治道九义”阐微》，载《人文杂志》第2期。2012年:《〈原儒〉的裂变——熊十力晚年外王学体系新建构探析》，载《孔子研究》第1期。2013 年:《熊十力思想体系建构历程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小枫，2012年:《共和与经纶:熊十力〈论六经〉〈正韩〉辨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聂民玉，2015年:《体用不二——熊十力经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宋志明，2015年:《熊十力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王学典，2019年:《中国话语形成之路:西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载《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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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全集》，2001年，萧萐父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颜炳罡，1998年:《慧命相续·熊十力》，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翟奎凤，2011年:《乾元统天:孔子对帝天神道的革命——读熊十力〈乾坤衍〉》，载《江海学刊》第5期。

周山，2018年:《熊十力〈乾坤衍〉辨正》，载《学术月刊》第12期。

(1)关于熊十力出入百家,以《易》为归的鲜明特点,学界已有一些讨论。不过,为证所论,笔者于此仍需强调,熊十力是通过出入百家,最终归本易道,建构了以易为宗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从早年的《新唯识论》到晚年的《体用论》,十力之学皆不出以易道融摄诸学的治学路径与方法。他曾以夫子自道的口吻表示:“《新论》谈本体,以体用不二为宗极,毕竟归本《大易》。”(熊十力,2008年a,第114页)还说:“余平生之学,颇涉诸宗,卒归本《大易》,七十年来所悟、所见、所信、所守在兹。”(同上,第112页)与以易道来判分儒释道和中西印哲学一样,他对《荀子》的理解和诠释也主要以易道作为“判教”依据。

(2)熊十力认为,荀子的性恶论是以气质为性,荀子由此所说的“诚”与《中庸》从天命之性言“诚”根本有异,二者高下分明:“《中庸》言诚,从天命之性上立脚。《荀子》以气质为性,其言养心莫善于诚,则其所谓伪者是也,由外铄也。此与《中庸》言诚,奚止异以天渊,而吾子乃谓《中庸》有承于荀卿。是以紫乱朱,郑声乱雅乐,恶莠乱嘉禾也。”(熊十力,2006年a,第387页)很明显,在人性论上,熊氏服膺儒家《中庸》《孟子》等“天命之性”的传统。他说:“世儒性恶及善恶混之论,则误以材性为天命之性,而不悟大道者也。”(同上,第32页)还说:“孙卿确不见本原,非孔门正统。”(同上,第212页)可见,熊十力将荀子的性恶论视为“不悟大道”“不见本原”之说。

(3)这应该已成学界共识。不过,近年来也有学者研究指出,熊十力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早年承继阳明心学到晚年归宗孔子、放弃阳明的转变过程。(参见蔡家和,第20-35页;黄燕强,第80页)限于论旨,这里笔者无意过多讨论十力之学与阳明、孔子的关系,意在强调阳明心学对其哲学形而上学建构的重要影响,尽管笔者也承认其思想发展所经历的从承继阳明到归宗孔子的转变。

(4)除 “裁成辅相”外,熊十力还常发挥“开物成务”之义,以表现儒家易道所蕴含的现代科学精神。“开物”指“开发自然界无限物资,满足人群之需要”;而“成务”则是指“人群当时时创成其已往所未曾发起之事务”。(参见熊十力,2009年a,第112 页)

(5)熊十力说:“传孔子学者,夙推孟氏。孟子首明民贵之义。……其原本性善,则从形而上学中,人性的认识,以树立其太平理论的基础。博大精深哉,孟氏学也。”(熊十力,2006年b,第187页)

(6)当然,也要指出的是,正如前已论及的熊十力对荀子性恶论“不悟大道”“不见本原”的批评一样,熊十力站在天道(理)心性相贯通的内圣学立场上,对荀子“从外面安立”儒家之“礼”,而呈现为“近于法治”的思考也同样持批评态度。他说:“朱子曰:‘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义极精审。天理谓本心。此心应物,元有许多品节条文。……从其节文,名以天理。……礼主序,朱子深得此意。荀卿未闻道。其言礼,却从养欲给求处,见得须有一种礼制以调节之。却不悟礼者元是天理,便只从外面安立,已近于法治。此其差谬。”(熊十力,2006年a,第26页)这里,通过对朱子、荀子论“礼”的比较,熊氏表明了“内圣学基础上的礼治论”的立场,并阐述了儒家礼治的根本精神,即认为儒家之“礼”的根源在天理人心,而不似“法”那样对人是一种外在的控制。(参见李祥俊,2013年,第171-172页)

(7)在熊氏看来,《周易》政治哲学的灵魂是“群龙无首”的思想。自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时开始,他就将“群龙无首”解释为自由、平等,人人各自尊、自立、自主,而反对在庶民之上设置一位封建帝王。(参见颜炳罡,第78-79页)他将《周易》“群龙无首”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结合起来,以“天下为公,群龙无首,含生并遂”作为其所反复申说的“自由民主”的定义。(参见刘小枫,第100页)

(8)熊十力根据《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段与“小康”一段,把古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分为“大道之儒”或“大道学派”的传统与“小康之儒”或“小康学派”的传统。以此来看孔子之学,则孔子早年被束缚于尧舜禹汤文武之小康礼教中,尚无革命与民主等思想,五十学《易》之后,孔子在内圣学和外王学两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就外王学而论,孔子根本改变了从前欲依靠统治阶层以求行道的想法,于是始作“六经”,创立大道学派。(参见熊十力,2009年a,第312-339页)熊十力《乾坤衍》《读经示要》等书中也有类似观点。

(9)比如,就有论者认为,熊著《乾坤衍》的失误之处:“一是毫无根据地将孔子分为思想观念截然不同的早年、晚年两个时期;二是违背可靠史料,武断认定《周易》作者为孔子;三是不顾《乾》《坤》卦爻辞本义,随意作出庶民革命的释义,成为孔子倡导社会革命的学说。”(周山,第5页)另外,也有论者明确提出,《乾坤衍》中,熊氏对《周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群龙无首”等诸义的解读,也确有诠释过当之嫌,具有典型的“六经注我”特点。(参见翟奎凤,第79页)对此,笔者以为,熊十力对《周易》《荀子》等儒家经典的解读确有诠释过当之处,甚至有将革命、共和、民主、科学等现代思想强加古人之嫌。但反过来说,我们也应看到,他这样做的时代合理性。作为辛亥革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哲学家,熊十力对共和、自由、民主、科学等欣然接受,并致力于从儒学为主流的民族文化传统中追寻可资对接的思想资源。为此,在儒家人文传统背景下,民主、自由、科学等如何可能,是他所要处理的理论难题。为回应此一理论难题,他不得不对《周易》《荀子》等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可能存在某些偏颇和失误。此或如其新儒家之同道梁漱溟所公允评判的:“熊先生根据《大易》、《春秋》、《礼运》、《周官》参合其他经、史、子等书,发掘出孔子的‘革命’、‘民主’、‘社会主义’颇有以自成其说。……因为像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这些思想或精神,其见于儒书而为中国古人所曾有,固不少明征在,未容忽视,更不容抹杀。但我不同意像熊先生这样作风和做法,只应当细心地指点出来,要人们加以深思,一时且不宜说得太远去,说得太死煞。”(见《熊十力全集》附卷[上],第733-734页)

(10)如文中所呈现的,熊十力对荀子的称述和评断主要集中于其《读经示要》《原儒》两书,而这正是其建构现代儒家外王学体系的代表性著作。这一议题已有相关研究。(参见李祥俊,2012年,第77页)

(11)这并不意味着熊十力对濂、洛、关、闽诸大儒之学无所肯认。他很看重宋明理学对形上儒学的推进,认为“宋儒在形而上学方面实有甚多发见”(熊十力,2007年a,第166页),又说“宋明儒于孔孟之形而上学方面确属深造自得,而有伟大之成绩,其思想皆自成体系”(同上,第105页)。对于程朱之理学,他也认为有其合理之处。不过,在程朱与陆王之间,他又明确以阳明心学为宗。他曾说过:“孟子云尽心则知性知天,学者如无反己工夫,自无缘信及耳。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非袭自禅师。”(同上,第270页)还说:“儒者之学,唯阳明善承孔孟。阳明以天也、命也、性也、心也、理也、知也、物也打成一片,此宜深究。程朱支离,只在将心性分开,心与理又分开,心与物又分开。”(同上,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