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学关于“普遍富裕”的目标，蕴含着劳动积蓄、财富积累、资本积累相一致的理论预设，即劳动者、土地所有者与资本家协同创造财富并“共分”所得。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劳动转变为雇佣劳动，财富转变为资产阶级财富，资本转变为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劳动积蓄、财富积累与资本积累相一致不过是“理论上的虚构”,“普遍富裕”也因此沦为一种“现实中的幻象”。唯有建立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把雇佣劳动还原为劳动本身，将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财富转变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消灭资本所拥有的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驾驭资本，进而促成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所有的人富裕”,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奠定基础。
费尔巴哈在1838年匿名发表的《肯定哲学批判》,对理解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至关重要。费尔巴哈在此文中对晚期谢林受制于否定哲学的肯定哲学既做了肯定又做了批评。肯定的是谢林肯定哲学对感性、经验、情感、欲望原则的声扬，从中可以发展一种不同于以往哲学的新哲学；批评的是它仍隶属于传统哲学，仍致力于哲学与宗教的同盟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也是既有明确的肯定，又有明确的批评。肯定的是肯定哲学对“醉熏熏”的传统哲学的批判；而批评和否定的是这种肯定哲学对主体性哲学及其成就的拒斥。费尔巴哈这篇文章的得失喻示出，如何确切理解并吸收从否定哲学到肯定哲学转向的积极成果，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创建至关重要。费尔巴哈肯定哲学批判的顾此失彼意味着，在充分吸收德国古典哲学两次哲学转向(主体性哲学、肯定哲学)成就基础上的综合创新，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缘由。
与古代社会的债务不同，现代债务是以信用为现实基础的经济关系。而信用是以货币的价值符号与其实体相分离为前提，并对未来劳动所有权取得保证的借贷关系。这就决定了现代债务关系通过如下方式对人的存在方式产生影响：以人尚未到来的未来定义人当前必须如此这般地存在。由此，对现代债务问题的把握应超越纯粹道德的或纯粹经济学的视角，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考察它与人的道德存在和经济存在的内在关系，从而进一步揭示现代债务关系作为人自我异化的产物，对人的存在质感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所产生的积极与消极效应，使其更好地造福于人类自身的发展。
在最基本的人与自然关系层面，现代化就是特定社会历史形态下的“物质变换”过程。自1851年《伦敦笔记》中的《反思》至《资本论》问世的十多年间，“物质变换”概念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改造暨“术语的革命”,最终成为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范畴。资本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以雇佣劳动为中介，破坏了此前人与自然之间相对直接与和谐的“物质变换”样态，由此产生了一个无法弥补的“物质变换裂隙”,并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造成了世界性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在反思西方现代化“物质变换裂隙”的进程中，摒弃“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价值原则，坚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核心理念，推动了“物质变换”的生态重塑，取得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历史性成就，为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道义论与目的论代表着古今中外几乎所有伦理学理论运思的两种基本进路，罗尔斯的正义论与麦金太尔的美德伦理学堪称这两种进路的当代极致范例。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两个当代范例进行比较透析，揭橥道义论与目的论各自的当代不满，摄取并开掘二者的理论潜能，进而提出并证成一种整合融贯式的美德道义论。该美德道义论力求规避道义论的主体目的性价值遗漏和目的论的公共规范性秩序盲点，同时满足现代个人对自由权利与幸福生活目的之善的追求和现代社会对正义秩序与公共道义(责任)的普遍要求。
“心理学观念论”这一表述反复出现在黑格尔对康德的评价与诠释之中。黑格尔用这一表述来诠释康德哲学并反思其理论遗产中的问题，包括怀疑主义与经验主义。黑格尔所谓的“心理学观念论”实质上指向“形式观念论”,旨在超越康德的“有限形式”理论并向“无限形式”发展。然而，从康德本人对于“心理学”概念的用法与理解来看，黑格尔批判的怀疑主义与经验主义恰恰是康德哲学批判的对象，康德哲学所强调的“有限性”也不是其缺陷而体现了其深刻性。从这一术语使用的分歧出发，本文试图观察康德与黑格尔在理论哲学层面的分歧，并且反思“从康德到黑格尔”作为经典叙事框架之合理性及其限度。
《周易》中的自我与物具有共同的“物质-能量”基础，并共同在场、彼此相关。《周易》中的物至少具有四重性质与特征：具体存在的、被类型化的、被结构了的、本体意义上的。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紧张乃至冲突的关系，但在《周易》中，它们被认为在根本的意义上可以得到统一。自我的规定性来自自身的未来性，但这一未来性又由自身的历史性规定，未来性和历史性的双重来源又使自我呈现出永续生成的状态。虽然在自我生成的过程中存在双重来源，但来自现象世界的生成更具有根源性的意义。它警示自我在被历史惯习裹挟着生成时能够知其所止，能够经常性地返归自然意义上的现象世界，并且在不断的返归中实现自我的永续生成。
<正>《哲学研究》（月刊）是国内哲学领域顶级专业学术刊物。刊物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现实问题带动基础理论研究，反映和引领时代精神，为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让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学术中心。每月25日出版。每册大16开本176面，定价100元，全年1200元。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2-201，国外代号：M15。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反思判断力的自律称为己律，指示出自律概念的多义性。不仅判断力的自律有别于知性和理性的自律，且《判断力批判》中诸种反思判断力的自律也意义不同。我们通过对相关歧义的辨析试图表明，“仅仅为自身的反思给出原则”不足以说明审美判断力自律的特殊性，因为后者在于判断力的反思活动相对于一切理性意图的自由；相反，目的论判断力及一般反思判断力的自律则在于，判断力在与某个意图的关联中仅仅为自身的反思给出原则。由此，一般反思判断力的逻辑运用得以与审美判断力区分。同时，由于目的论判断力的自律预设了判断力与不同理性能力及其意图的关系，它进一步适合于在理性批判内部论证“理性的统一性”的主张。
刘宗周的“独体”概念涵盖心体与性体两方面的内涵，其中包含统合《大学》心体论与《中庸》性体论的哲学架构。经过三个阶段的演变，刘宗周最终明确提出“《中庸》是《大学》注疏”命题，主张《大学》的“意”概念是心体的实质内涵，而《中庸》性体论的引入可以作为《大学》“意”概念的形而上学根基。由此，刘宗周建构了以意本论为理论特征的后期慎独哲学。慎独哲学既摆脱了朱子学的二元论困境，也解决了阳明心学的客观实在性难题，完成了对阳明学的重新奠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