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易的兴起，最为重要的文本是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然其书在程朱易学盛行的宋元明时期仍未广泛流传。至17世纪后，随着时代学术的变迁，汉代易学受到东亚易学家高度的关注而成为易学中的显学，《周易集解》因为保存汉易资料成为宋易衰落之后最为重要的典籍。汉学易肇始于中国清初宋易衰落之时，鼎盛于中国乾嘉时期、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和朝鲜半岛朝鲜王朝中后期。受清初毛奇龄等人影响，中国清代乾嘉学派、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韩国朝鲜时期实学派，一方面通过解释李鼎祚《周易集解》等所存的汉代易学资料，恢复了以象数为主的汉易；另一方面，立足于不同国别，重建了新的汉易体系(汉学易)。汉学易在东亚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官学化的宋易中图书之学与易学原初的文本相悖，而存古义的汉易失传，汉易以象数解经存有附会之弊。因此，清算宋代图书之学、考辨易学真伪、汇集梳理已经失传的汉易，是复兴和重塑汉易的开端。以《周易集解》为研究对象，重新解释汉易，探索易学文本固有的意义是东亚汉学易研究的主要内容。东亚汉学易在整理和解释汉代易学时形成，却与汉代易学不尽相同。东亚汉学易，具有连续性、一体化、本土化和个性化的特征。
斯宾诺莎哲学在18世纪末重新引起了欧洲哲学家的关注，黑格尔、谢林一方面推崇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以应对二元论危机，另一方面又批判其实体是僵死不动的存在。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打破这一长期主导斯宾诺莎研究界的主流观点，通过动力学解释来寻找斯宾诺莎形而上学的内在活力。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斯宾诺莎在定义“实体”“属性”等概念时频繁且不加讨论地运用到一对关系——自同与他异。这对关系实则对斯宾诺莎形而上学的展开具有重要作用，不仅揭示出力量“一体两面”的内在结构，还使得围绕“属性”“自因”等概念的诸多疑难得到更好的澄清。
<正>《哲学研究》（月刊）是国内哲学领域顶级专业学术刊物。刊物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现实问题带动基础理论研究，反映和引领时代精神，为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让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学术中心。每月25日出版。每册大16开本176面，定价100元，全年1200元。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2-201，国外代号：M15。
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理论界的重要使命。对此，哲学以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式，起着基础性与指导性的作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要立足“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在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前提下，系统梳理中国哲学的自主探索历程。由此，进一步从哲学上深入分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通过反思西方基于其现代化经验而建立的知识体系主导地位，尤其是批判西方真理观的“知识客观性”及实证主义方法论，坚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主体性根基与实践方法论，不断对人类已有知识积累进行转化和吸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问题为观照，找准重点难点问题，全面发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
西方话语体系深藏着基于西方特殊历史变迁轨迹而形成的碎片化与割裂化的历史视角、线性史观与历史目的论的史观基础，以及文明优越论的叙事底色。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必须从根本上予以突破和超越。具体而言，要以大历史观为理论基础，在中华文明历史脉络与世界历史时代进程的纵横交错中，在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性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能动性、文化主体性的辩证关系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源、路径选择和世界影响等重大历史、现实、未来之问作出学理性阐释，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和独特优势，为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提供理论支撑。
学术界对夏夫兹博里美学思想的理解一般从“内在感官”“审美无功利”等观点着手，强调其对经验主义美学的贡献，但从17-18世纪历史背景下的文化场域看，夏夫兹博里美学思想实则是对经验主义与剑桥柏拉图主义的批判性综合。一方面，他通过为情感性的美感找到先天的普遍规范，来实现以美启善的伦理学目的。另一方面，他通过将经验主义的感官经验以“内在感官”的“形成力”归于神学目的论意义上的“普遍精神”,完成对基督教神学伦理学的情感主义改造。然而从夏夫兹博里的文化价值立场与场域占位出发，此种批判性的改造仍未完成。康德赓续夏夫兹博里的思路，借由反思判断力的主观运用完成以美启善的情感思想的范式转换。但不可否认的是，夏夫兹博里“复古以革新”的思想革命不仅表征着现代性审美意识形态对主体感性能力的确认，而且成为了以美启善的情感主义伦理学的滥觞。
当代事件哲学成为哲学事件并非偶然。事件本身源于对在场“溢出”的追问，探寻其不在场却又同时在场的原因，直面在看不见的力推动下的共在裂缝。由此，在场的“溢出”问题，是德勒兹和巴迪欧事件观共同的思考基点。秉持唯物主义立场，德勒兹和巴迪欧在诸方法论成果基础上，不约而同地以事件为主线，通过身体、直观、差异，探索主体何以重生的问题，对出没于客体之门的重复、多元、例外擘肌分理，澄明关联起主体重生和客体裂缝的内在、强力、原因。尽管两者都以事件为基础，建立了某种相似的新三一体，但走向了“无”和“空”的不同方向。要把握两者的理论得失，需立足唯物史观立场，结合方法论之魂，才能把握其当代价值。
根据进化拆穿论证，如果进化论可以解释我们道德信念的来源，那么，我们的道德信念就无法得到辩护，我们也就不可能拥有道德知识。这一论证对道德实在论构成威胁。本文试图站在道德实在论的角度回应进化拆穿论证的挑战。通过考察对于进化拆穿论证的三种主流回应可以发现，虽然“第三要素”的回应犯了乞题的错误，但拆穿者无法很好地应对另外两种回应各自提出的伤及无辜问题和替代解释问题。这意味着即使进化的力量确实塑造了我们的道德信念，我们仍然可以拥有道德知识；否则，我们的所有知识，尤其是所有的理论知识(包括进化论自身),都会被拆穿。
戴震与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关系，在其格物致知论的构建上有具体呈现。格物致知论是朱子学和阳明学交涉的重要问题之一，戴震在反思朱熹和王阳明思想的基础上对之作出新的探索。戴震赞同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章的修补，反对王阳明以“致良知”来修正朱熹格物致知论，又认为朱熹和王阳明皆偏向“复其初”的主敬工夫而在问学工夫方面各有欠缺，原因在于朱熹和王阳明分别将“理”与“心”视为圆满自足之体，此种德性自足的理论预设和为学工夫之间存在张力。戴震因而主张德性并非自然完满的，需要通过学习加以扩充，并提出“德性资于学问”的工夫路径。他从身心层面来说明血气心知之人性，认为人身所具的欲和情都是自然客观的，是心知审察的事物，是格物的具体对象，从而心知对血气之欲的察识会生成“理在欲中”的新义理。而心知审察能力的增强需要学问工夫，知识学习会增进从自然血气中认识必然之理义的能力，进而扩充“智仁勇”之德性。戴震因此将包含“血气心知所有事”的人伦日用视为格物致知的基本内容，并在讲明和践行人伦日用中构建了“知行并包”的格物致知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