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茎作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哲学中最具标志性的概念之一，体现了他们的思想从《反俄狄浦斯》的解构性批判走向《千高原》的建构性本体论的关键步骤。块茎表达了生命的内在动力：异质元素在关联、张力与环境中不断重组，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个体化。因为个体是在关系中生成的，块茎因此成为本体论转化为实践性的判断依据。块茎化的生命不在于其是否具有开放、流动或去中心化的能力，而在于其保持差异并增强存在者组织自身关系的能力，后者孕育出新的行动方式与共在形式，块茎也因此为理解当代网络化权力提供了批判尺度。这一尺度提示我们，即便处在被捕获的网络之中，生命也仍能通过新型关联重新个体化、重新共在，并开始新的创造。
牟宗三认为，康德虽区分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却将自由意志归为“设准”,使道德实践缺乏本体论根基，其实践的形上学终未完成。他批判海德格尔的基本存有论仅关注人的有限性，忽视“超越者”,犯了“形上学误置”的错误，故其基本存有论亦未能真正完成。不过，海德格尔基本存有论的概念与理想是正确的。牟宗三通过论证人具有智的直觉，突破康德“实践理性之极限”,并证立“本心”(实有体)、“自由意志”(实有用)、“物自身”(实有果)三层实有，建立起真正的“实践的形上学”。在他看来，儒道佛三家形上学均为“实践的形上学”,但唯有儒家“道德的形上学”是积极义的，是真正的基本存有论，从而能够成为形上学的奠基。这一解释既符合牟宗三原义，也较以往研究更具新意。
气论通常以物质流通为核心，建构起“一气流通”的宇宙范式，但仅靠气的物质性维度，难以有效阐释天地万物与人文价值的超越性根源。先秦乐论依托乐律、乐器的实践特质，形成了一套贯通物质流变与精神超越的独特气论体系。根据“以类相动”“听之以气”“明于天地”三个核心概念，可剖析先秦乐论的气学内涵。“以类相动”揭示了气依托声象感应、分类流变的客观运行规律，实现了气的显象与经验认知；“听之以气”突破了经验感知的局限，构建了人与天地一气同体流行的共在状态，彰显出气的超越维度；“明于天地”则立足气之本体，确立了人伦礼乐秩序的超越性依据。先秦乐论呈现出儒、道迥异的气论工夫与感应范式：庄子“听之以气”主张消解主体边界，形成随顺天地流变的被动感应；儒家乐论以“仁”为核心，强调人内在德性的觉醒，构建起契合天地之理与人间秩序的主动感应。
在历史观问题上，斯密摆脱了近代政治学说对历史的种种臆想，确立了考察历史的经济视角，并以此对制度与规范作出历史说明，这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斯密总体上停留于对历史的经验观察而缺少对内在过程的揭示。黑格尔的理性历史观深刻地呈现了斯密的该项局限，既明确了历史的过程性特征，还建立了对历史的自我理解，但这种理性的历史实为精神与观念的历史。在肯定斯密和黑格尔积极意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自己的框架内重新安放斯密思想的经济元素，并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立足人的活动构建世界历史。更为关键的是，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本身是由人生产的，它通过人的活动而获得了能动性意义，马克思也因此实现了对斯密和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与超越。
作为斯多亚学派哲学家与罗马政治家，塞涅卡的双重身份使其思想体系呈现出多重面向。此前，学界多倾向于从塞涅卡的不同文本或主题出发，分别考察其政治理论与哲学思想。而本文以“监护权”(tutela)的概念为切入点，揭示塞涅卡的《论仁慈》《道德书简》《论愤怒》等不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考察“自我监护人”和“国家监护人”的概念，本文认为，塞涅卡充分利用罗马法的资源，将自我照料与国家治理视为同一活动在不同层面的展开，为经典的“哲学家-王”这一命题提供了一个独到的哲学诠释。
在现象学视域下，工程已成为个体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中最为切近的实践样态与存在方式，体现了在生产物的同时亦塑造人本身的工程辩证法。伴随特定自然与历史条件而面向未来筹划的工程活动，其当下展开使人的生命力量与人的世界也一道得以开显。因此，必须依循生存论理解工程及其存在论意义，进而摆脱流俗的时间概念，回归源始的时间——借助时间性概念洞悉工程的时间，澄明未来之于工程的过去和现在的优先地位。无论是工程此时此地的当下性，还是其过去曾在的历史性以及让未来提前到时的未来性，都根植于人们工程活动的时间性。工程的当下性能够受未来性指引，这表明工程是未来化的并内蕴着人文的价值关切与伦理规范。然而，那种弱化未来性、急功近利地片面追求效率效益的工程必然导致现代性困境。在人工智能时代只有自觉使工程未来化，努力推动工程思维和工程范式转换，彰显工程未来性及其人文品性，才能让参天尽物的人类工程成就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因同品”与“因异品”是汉传因明的原创概念，其起源长期以来缺乏基于原典的充分解释。神泰、文轨、窥基等注疏家普遍背离陈那原意而建立这套独特的概念体系，并非单纯的理论误读，而是源于翻译过程中的欠翻译现象。通过对比《入正理论》《正理门论》梵文本与玄奘译本可知，玄奘将梵文中具有多重含义的■与vipak■机械地对应为“同品”与“异品”,导致译文丢失了原有的语境弹性。这种语义信息的流失，迫使玄奘本人以及其后的注释家必须通过提出新概念与新理论来填充译文与逻辑之间的真空，最终催生了“因同品”与“因异品”的概念。这一过程显示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概念发生变形与重构的机制。
<正>《哲学研究》(月刊)是国内哲学领域顶级专业学术刊物。刊物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现实问题带动基础理论研究,反映和引领时代精神,为建构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服务,让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学术中心。每月25日出版。每册大16开本176面,定价100元,全年1200元。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2-201,国外代号:M15。《世界哲学》(双月刊)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当代中国语境下重绘世界哲学地图,不仅刊载西方哲学史和现当代西方哲学重要流派的研究论文和译文,而且重视发掘和研究非西方的哲学传统。刊物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海外中国哲学研究专栏,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每个单月第2日出版。每册大16开本208面,定价80元,全年480元。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2-202,国外代号:Q1432。
在儒家美德伦理学的研究中，朱熹“美德即人性”的观念提供了一种在与“人性”相等同的意义上来理解“美德”的方式。既然“人性”具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两个层次，那么“美德”也当基于相对应的两个层次获得界定，因而包含了一个从本然状态向现实状态转化的“实现义”。由此，“推”作为一种能力成为了美德的内在构成，因而美德溢出了品质特征的范畴，是一个由品质、能力与知识等构成的统一体。此外，这一“美德”概念还具有一个独特的时空结构，即美德本身是一个在时间中不断延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在空间中不断扩充的整体，这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溢出了西方美德伦理学语境中的virtue。在这个意义上，朱熹伦理思想所提供的“美德”概念其实更接近于“人格”。将“美德”概念从作为一种品质特征的理解扩展为对人格整体的关注，这是朱熹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发展所带来的更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理论启发。
从“文明蒙尘”“文明拂尘”到“文明复兴”的逻辑嬗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理论表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核心主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关系，这一关系经历了系列变化：从“外在形式融合”向“自主性融合”的转变、基于社会主义框架的“新文明”重构、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学习与超越、立足“两个结合”的顶层设计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叙事具有鲜明的现实导向：一方面，统筹考虑现代化问题与新文明再造问题，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革新人类文明的传统叙事逻辑，进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超越西方政党基于资本逻辑形成的关于“文明终结”的历史假想，开辟人类文明共融共生的新格局，进而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