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的内在联系揭示资本运动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复杂关系，有助于彰显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独特性。《巴黎手稿》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意识对象性”的哲学批判，在《资本论》中深化为“价值对象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运用黑格尔“实体即主体”原则揭露了资本辩证法的内在结构。资本辩证法是指资本作为“实在主体”的自我否定活动，是资本主体在价值的循环运动中不断扬弃又返回感性对象的辩证过程。在这一运动中资本“是其所是”,其运动具有“连续性与中断性”的矛盾特性。资本只有返回生产领域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必然伴随着对抗性与自反性。在这种矛盾逻辑中，资本的本质才得以认识。这正是“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与认识论在《资本论》中的统一。
现象学的原则是“回到事实本身”。这一原则面临如下问题：如何以直接的方式进入“事实本身”?如果显现依赖于意向性，那么显现自身的显现如何被揭示?正是纯粹现象性自身的现象化构成了通向现象的方式。除非阐明对象显现与自发显现之间的根本差异，不然现象学将陷入方法论危机。为了贯彻现象学原则，亨利试图以“反还原”回到“显现本身的显现”,试图通过悬搁意向性回到作为原初自发显现的生命。生命的自发显现是非绽出的、非时间性的、非视域性的，它是在世显现的基础。亨利基于对作为超越性的现象性的质疑，赞成更深刻和激进的显现模式，以此构建一种“理想的现象学”。
嵇康继承了经学传统，在《声无哀乐论》中严格区分音声与乐。但同时，他认为声音自身并无情感属性，这与儒家传统的《乐记》等经学文本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嵇康强调声音的自然性，认为其不具道德性，仅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与人的情感无直接因果关系。他将音声与乐进行了区分，认为音声是自然现象，乐则包含了更多人为的因素，是社会建构的结果；音声属于自然，乐则与政治有关，是圣人的制作。嵇康从“个体”的角度打开了以“声音”为代表的“艺术美学”的独立空间，将之与以“乐”为代表的思考“共同体”的“政治哲学”区别开来，为在魏晋乱世挣扎的苦闷个体提供了安顿价值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我们党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对其加以运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动，鲜明提出“文化基因”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互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特点、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在中国的运用，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创造本土化时代化真理的过程。“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化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正>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的关键之年。哲学研究杂志社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价值取向，以现实问题带动基础理论研究，以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对现实问题的认识，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和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
契约论政治哲学的成立有赖于人是有理性能力的主体、拥有自由意志且能够在同意中清晰表达自己的意志等基本前提。生命政治学通过对权力的反省发现，对人的生命性特征的治理能够塑造其思想和行为，因而同意和契约所表达的也可能是一种已经被权力塑造的意志。生命政治学构成对契约论政治哲学的前提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具有不彻底性。生命政治学对权力的把握是描述性的，造成了权力的神秘化和泛化，其根源在于没有从感性活动的角度理解人的生命性特征。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所开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路出发可以看出，生命政治学研究的实际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服务于资本增殖逻辑的资本权力，这将把契约论政治哲学的前提批判推向彻底。
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未出版稿，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斯宾诺莎朋友之间流传，但是编订者们在1677年底斯宾诺莎拉丁语和荷兰语《遗著集》出版后，销毁了其亲笔手稿以及手抄本的复本。因此，后世学者对《伦理学》的文本研究，很大程度只能基于荷兰语和拉丁语印刷版本《遗著集》之间的文本差异。2010年梵蒂冈宗座图书馆发现的一份《伦理学》手抄本，成了斯宾诺莎生前流转的《伦理学》文本的手稿见证，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通过介绍《梵蒂冈抄本》的发现过程，结合既有研究者对这部手抄本的抄写者、流转者及其为何出现在梵蒂冈的学术考证，初步比照其文本中的部分异文与《遗著集》的差异，可呈现作为17世纪“手抄本出版物”的《梵蒂冈抄本》对斯宾诺莎研究的可能意义。
坚持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与科学叙述方式相统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区别于一般经济学理论以及各种批判理论的根本立场。分析1857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状况与写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为互相规定的双重工作，为马克思制订政治经济学结构计划奠定了客观的叙述基础。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方法论性质要求通过“合理的抽象”与辩证的叙述形式，从“资本的一般性质”上升到“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的具体规定，在揭示危机本质根源的同时，具体化地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通过危机的暴力方式与强制平衡为自身开辟道路，如何通过深化和拓展世界市场危机为人类社会采取新的历史形式创造现实条件。
在王船山对理一分殊的理解中，不仅揭示了天人物我的静态结构，同时也动态地阐明了理一与气殊在相互作用中构成自身。理一分殊所刻画的并非是一种现成性或自在于万物之中的实然，而是待人、待我去构成的当然。以“天道虚有”而在我的性理理一为主导，以“天气实有”而在己、物交感之际的分殊生生为枢纽，形成了从虚中求出实的双向构成结构：其一是“向外的理一分殊”,性理理一向外实现于己、物交感之分殊，让分殊整体合于理一，形成万物一体之仁、和(即家齐、国治、天下平)与理一分殊之天道事理(即做事合宜之事理);其二是“向内的理一分殊”,己、物交感之分殊向内充实于性理理一，气质日生、事理日新，由此带来了气质中之性的日生日成与心之德性的日新日盛。
儒家生态哲学史是生态哲学与儒家哲学视域融合的产物。儒家生态哲学有一个由天人关系、生态本体、生态德性、生态功夫、生态境界诸论构成的元理论体系。据此可以建立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儒家生态哲学史”,略分为先秦奠基、两汉宇宙论建构、唐代元气论深化与扩展、宋明本体论化四个阶段。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哲学的根本原则，“仁”是其一以贯之的线索。“仁”为世界的本体、天地之心；又是人的生态德性、“本心之全德”。本体与主体同一，仁与天人合一同一，生态本体、功夫、德性、境界同一。生态维度研究可以深化对儒家哲学以至于整个中国哲学的认识，构建基于中国话语的世界生态哲学，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