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叙事

从“文明蒙尘”“文明拂尘”到“文明复兴”的逻辑嬗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理论表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明叙事的核心主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互动关系，这一关系经历了系列变化：从“外在形式融合”向“自主性融合”的转变、基于社会主义框架的“新文明”重构、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学习与超越、立足“两个结合”的顶层设计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明叙事具有鲜明的现实导向：一方面，统筹考虑现代化问题与新文明再造问题，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革新人类文明的传统叙事逻辑，进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超越西方政党基于资本逻辑形成的关于“文明终结”的历史假想，开辟人类文明共融共生的新格局，进而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国际形象。

科学的限度与文明的“感性”基础——基于马克思哲学的时代审视

科学的专业性日益增长，哲学的边缘化则正在损害人类文明对自身的整体理解和决断。在此背景下，柏格森对相对论时间的评论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重申了哲学在理解人类生存方面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借助他们的工作，我们将发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所代表的当代科技并不能完全胜任理解人的任务，因此也不适宜为人类建立“自律性”的文明提供根据。某种意义上，马克思与柏格森、胡塞尔的问题意识是相通的。在马克思对“感性”的“人的科学”的设想和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科学限度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最终促使马克思重新阐释了人的时间、感性和实践性的存在方式，阐释了人类历史与自然史的关系。正因如此，在人工智能算法的时代，马克思哲学仍然能够为当代人构建一种超越资本和技术统治的文明指明根本性的方向。

唯物史观的生成：马克思对斯密和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与超越

在历史观问题上，斯密摆脱了近代政治学说对历史的种种臆想，确立了考察历史的经济视角，并以此对制度与规范作出历史说明，这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斯密总体上停留于对历史的经验观察而缺少对内在过程的揭示。黑格尔的理性历史观深刻地呈现了斯密的该项局限，既明确了历史的过程性特征，还建立了对历史的自我理解，但这种理性的历史实为精神与观念的历史。在肯定斯密和黑格尔积极意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自己的框架内重新安放斯密思想的经济元素，并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立足人的活动构建世界历史。更为关键的是，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本身是由人生产的，它通过人的活动而获得了能动性意义，马克思也因此实现了对斯密和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与超越。

论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兼驳新辩证法学派的阐释路径

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资本论》研究议题的深入，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思路，西方左派思想家尤其新辩证法学派，将价值形式理论视作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核心，试图通过价值形式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寻求超越资本主义的解放道路。然而，这类阐释缺乏唯物史观基础，在解读价值形式理论时，割裂了马克思诸多政治经济学范畴所蕴含的辩证统一关系，最终陷入唯心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误区，其解放路径也陷入乌托邦困境。研究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要深入社会历史过程的内在矛盾运动，阐明其唯物史观基础，即内在矛盾性、历史过程性与社会规定性。由此，我们不仅能明晰西方左翼学界相关解读的缺陷，而且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的本质内涵。

形上学之奠基——牟宗三论实践的形上学

牟宗三认为，康德虽区分思辨理性与实践理性，却将自由意志归为“设准”,使道德实践缺乏本体论根基，其实践的形上学终未完成。他批判海德格尔的基本存有论仅关注人的有限性，忽视“超越者”,犯了“形上学误置”的错误，故其基本存有论亦未能真正完成。不过，海德格尔基本存有论的概念与理想是正确的。牟宗三通过论证人具有智的直觉，突破康德“实践理性之极限”,并证立“本心”(实有体)、“自由意志”(实有用)、“物自身”(实有果)三层实有，建立起真正的“实践的形上学”。在他看来，儒道佛三家形上学均为“实践的形上学”,但唯有儒家“道德的形上学”是积极义的，是真正的基本存有论，从而能够成为形上学的奠基。这一解释既符合牟宗三原义，也较以往研究更具新意。

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

<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经过50年代的战后恢复,进入60年代之后,欧洲迎来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由于现代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等也在战后法国迅速出现,这些特征都标志着战后法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正在深刻地改变法国人的

地方性知识的构造

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多维解读

马斯洛通过大量调查提出了人的需要层次论,着重阐述了五个层次的递升关系。由于缺少哲学思辨和逻辑演绎,有待于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上予以论证。结合中西方相关的文化成果,可以说,为人生提供主要动力的是生理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前者近于动物性,后者近于神性,人格的成长和完善主要源于后者的制导。生理与安全一般为感性需要,归属与尊重需要使人向社会生成,自我实现需要则体现通天下之志,指向自由而完满的生存境界。

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

理解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内涵,首先需要从本体论上看到:一般数据正在塑造出一个类似于货币这样的巨大的数字界面或平台,将一切人和物都囊括其中,而所有的对象都必须经过一般数据的中介,在数字化空间中呈现出来。经过数字化中介的行动变成了虚体,虚体是数字化界面最基本的存在单元。这意味着在存在论上,数字时代塑造出了人与人,甚至人与非人之间的虚体交往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作为数字资本的一般数据,是所有在数字化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出来的,而被少数数字资本家占有。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打破这种垄断,将虚体活动共同生产出来的一般数据,转化为一种共享,为一种真正的未来共同体铺平道路。

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思想根据,并为促进人们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提供思想力量,这是哲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关注和思考,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克思通过赋予"类"概念以全新的内涵,表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切的价值关怀,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提示了现实的道路。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将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另一方面将为推动马克思哲学与当代现实生活的内在结合提供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

<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经过50年代的战后恢复,进入60年代之后,欧洲迎来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由于现代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等也在战后法国迅速出现,这些特征都标志着战后法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正在深刻地改变法国人的

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重读《实践论》《矛盾论》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是实践论的矛盾论,又是矛盾论的实践论。从理论性质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认识论;从理论内容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辩证法;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两部著作都发挥了"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基本思想;从现实意义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指导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实践智慧使得"灰色"的理论变得熠熠生辉,使得"朴素"的现实变得厚重深沉。在实践智慧中,现实活化了理论,理论照亮了现实。《实践论》《矛盾论》的"实践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实质内容和世界意义，就在于它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以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国家独立为首要前提的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中，以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为现实基础的现代化；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以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使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

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思想根据,并为促进人们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提供思想力量,这是哲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关注和思考,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克思通过赋予"类"概念以全新的内涵,表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切的价值关怀,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提示了现实的道路。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将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另一方面将为推动马克思哲学与当代现实生活的内在结合提供一个重要的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