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参考文献

加布里埃尔，2018年：《不可预思之在与本有---晚期谢林与后期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王丁译，载《哲学分析》第1期。

施瓦布，2018年：《从原则到无定者---从与黑格尔的争辩看谢林“世界时代”与“埃尔朗根讲座”中的体系概念》，王丁译，载《哲学评论》第22辑。

王丁，2019年：《本原的二重性与统一---论谢林最终的哲学方案》，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2020年：《存在，历史与自由---谢林晚期哲学的基本问题》，载《哲学研究》第9期。

先刚，2020年：《重思谢林对于黑格尔的批评以及黑格尔的可能回应》，载《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谢林，2016年：《近代哲学史》，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哲学与宗教》，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a：《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b：《启示哲学导论》，王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Frank,M.,2018,Reduplikative Identit?t,Stuttgart-Bad:frommann-holzboog Verlag.

Habermas,J.,2019,Auch ein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Berlin:Suhrkamp Verlag.

Hegel,G.W.F.,1966,Wissenschaft der Logik II,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

Iber,C.,1994,Das Andere der Vernunft als ihr Prinzip,Berlin and New York:De Gruyter.1999,Subjektivit?t,Vernunft und ihre Kritik,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

K?hler,D.,2006,Freiheit und System im Spannungsfeld von Hegels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und SchellingsFreiheitsschrift,München:Wilhelm Fink Verlag.

SW=Schelling,F.W.J.,1856-1861,S?mmtliche Werke.14 B?nde,K.F.A.Schelling(hrsg.),Stuttgart:Cotta.1990,System der Weltalter,S.Peetz(hrsg.),Frankfurt am Main:Klostermann.

Schulz,W.,1975,Die Volle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r Sp?tphilosophie Schellings,Pfullingen:Neske.

Tengelyi,L.,2014,Welt und Unendlichkeit,Freiburg/München:Karl Alber Verlag.

Tritten,T.,2012,Beyond Presence:The Late F.W.J.Schelling's Criticism of Metaphysics,Boston/Berlin:De Gruyter.

(1)关于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笔者先前从谢林思想内在发展的理路出发已经作过讨论。（参见王丁，2020年，第98-107页）先刚也从黑格尔的立场出发对谢林的这一批判进行了反批判。（参见先刚，第161-169页）如果仅着眼于有限的材料，谢林的黑格尔批判就很容易成为一种立场之争，因此我们必须在更广的问题域中来考察这一批判。

(2)从现代研究的视野来看，这个概念本身就标志着谢林克服整个形而上学传统的卓越贡献，而谢林本人也的确是在对黑格尔和他自己的批判中树立起这个概念的。（cf. Tengelyi, S. 157）

(1)一般认为，谢林的“同一哲学”时期始于1801年，以《对我的哲学体系的阐述》为起点，以1810年的《斯图加特私人讲授录》为终点。但无论如何，在“同一哲学”的整个阶段中，谢林的思想并非单向递进的展开，而是一种曲折的、诉诸不同思想史传统的展开。（cf. K?hler, S. 97）

(1)从“无论如何绝不可能不存在的东西”这个表达出发，我们也能看到谢林早期与晚期思想的巨大转变，这个“无论如何……”的表达在晚期专用来指“不可预思之在”。

(2)黑格尔的原文是：“如果进一步说，实存的东西有一个根据进而是有条件的，那么必定也可以说，它没有根据并且是无条件的。因为，实存是出于对由根据与条件关联的中介活动的扬弃而产生的直接性，处在此产生过程中的这一直接性同时也扬弃了这一产生过程自身”。（Hegel, S. 125）

(3)菲利普·施瓦布（Philipp Schwab）认为，是“差异”问题导致了谢林与黑格尔的分道扬镳，乃至谢林对“世界时代”的构想上的演进。（参见施瓦布，第75-95页）

(1)也就是1809年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和1810年的《斯图加特私人讲授录》。从谢林在1809年和1810年对于“同一性”问题愈发明晰的阐述和强调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他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对自己的嘲讽作辩护。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注意谢林对于“同一”和“差异”概念在理解维度上与黑格尔的区别，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谢林陡然进入了“世界时代”时期。

(1)这涉及谢林晚期对“存在者”和“存在”的区分，这一区分是从“时间”和“占位”两方面来考察的。这种区分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区分，“存在”概念在他那里首先是指某种非思想性的直接存在事实。（参见谢林，2019年a，第129页）

(1)实际上，“不可预思之在”在谢林哲学展开过程中的第三种出场是谢林对笛卡尔上帝存在证明的批判。（参见王丁，2020年，第104页）

(1)灵知主义与近现代哲学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宏大问题就这一方面来看谢林最后的肯定哲学和“启示哲学”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解决理性的普遍中介消失之后可能产生的这种“灵知主义”，而约纳斯、沃格林等当代学者也早已注意到谢林晚期的这一理论旨趣，这一点只好留待今后再作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