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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我们党紧密结合中国实际对其加以运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动，鲜明提出“文化基因”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互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特点、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在中国的运用，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创造本土化时代化真理的过程。“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真正化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Abstract：《艾思奇文集》,2021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范文澜全集》,2002年,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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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1993年、1996年、199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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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小康情怀》, 202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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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 2014年:《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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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197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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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外交文选》, 1990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振甫, 2019年:《毛泽东诗词欣赏》,北京:中华书局。
(1)博古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写的自我检讨特别点出教条主义者的“两个凡是”:“凡是马恩列斯讲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照办。”(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编,第10页)
(2)范文澜曾这样解释:“一般人保守拜鬼神尤其是拜祖先的习惯,不能轻易放弃,外国神耶稣更不合鸦片战后全国反侵略的心理。太平军入湖南境,如果……强调反满革命理论,少提天父天兄一类耶教迷信,号召力定会增大无数倍。”(《范文澜全集》第9卷,第95页)范文澜还指出:“曾国藩《讨粤匪檄》特别强调:‘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又说:‘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这一宣传,曾国藩胜利了。”(同上,第96页)
(3)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顺天应人产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第372页)
(4)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与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化运动和新启蒙运动有着学术上的良好互动。1937年10月艾思奇奔赴延安,1938年4月他在《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中明确指出:“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现在我们要来这样的一个号召。”(《艾思奇文集》,第113页)毛泽东此时对哲学的研究兴趣正浓,二人的思想碰撞正当其时,在毛泽东倡导下延安新哲学会于1938年夏秋之际成立。张申府等人发起新启蒙运动高度重视民族传统文化,这对毛泽东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亦有启发。张申府看到《解放》刊载的毛泽东《论新阶段》一文时引起强烈思想共鸣,1939年2月张申府专门撰写《论中国化》一文,认为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这一段话的意思完全是对的。不但是对的,而且值得欢喜赞叹。由这一段话,更可以象征出来中国最近思想见解上的一大进步”。(张申府,第143-144 页)
(5)其实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要以民主性和革命性为标准清理古代文化,以此重塑民族自信:“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6)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已提及“文化基因”概念。(参见习近平,2006年,第316页)
(7)延安时期刘少奇就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江泽民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第10页)。
基本信息:
DOI：
中图分类号:A81;G122;B0-0
引用信息:
[1]张城.“第二个结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J].哲学研究,2025(0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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