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2期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孙来斌;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需要把握相关重要前提。就科学知识体系而言，原理具有普遍性、基础性、稳定性、层级性等特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展开、本质显露以及人们对规律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理性发展是可能且必需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新时代面临的重大文化课题作出深刻回答，提出并阐发党的文化领导权原理、文化主体性原理、“两个结合”原理、共同价值原理、文明交流互鉴原理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原理性贡献。突出的问题导向、科学的理论思维、深厚的人民情怀、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是我们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的重要切入点。
黑格尔、马克思与代议制问题的时代疑难
任劭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将黑格尔的国内制度理论判定为代议制与等级制的混合。国内外现有研究多从该论断出发解读黑格尔与马克思代表理论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黑格尔法哲学自身逻辑及马克思政治思想发展变化的漠视。将黑格尔的代表理论置于其原初语境中，有助于我们理解黑格尔赋予等级中介的政治功能及其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批判性改造。而只有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中完整地考察其代议制批判的理论走向，才能够充分说明马克思到底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黑格尔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批判。代议制民主已经发展为当代西方国家的主要民主形式，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从不同维度为我们剖析、批判和超越西方代议制民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重要的现实启发。
数据产权的哲学透视及其资本逻辑批判
孙乐强;数据产权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加入生产过程后在生产关系上的必然要求，是财产权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最新发展形态。作为财产权的新形态，数据产权既具有物权和知识产权的某些共同特征，又彰显了有别于它们的新特征、新内涵。数据产权所确权的数据是具有经济属性的集约化的“大数据”,而不是那些未进入经济关系或不具有经济属性的一般数据。这种数据资源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劳动的产物。因此，它同样符合价值规律和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则，后者依然是实现数据产权确权的基本依据。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数据商品的所有权规律必然演化为数据产权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占有规律。资本通过数据原料的“原始积累”、数据资本的生产和数据产权的私有化兼并等方式，建构了一套以数据积累为核心的财富掠夺和资本增殖机制。在构建中国特色的数据产权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明确资本权力的“红绿灯”。
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再探：以滕尼斯的文化科学和实践哲学重构为中心
凌菲霞;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对后世社会学产生深远影响。滕尼斯以文化科学视角重构“生产力—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政治—精神”框架，既重申了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又特别细化了尚未被充分关注的财产关系(私法)与政治(公法)的互动。他还结合自身的意志论，以实践哲学视角重构“经济—政治—精神”实践三重结构，既揭示了经济实践中无意识意志与社会物质条件的辩证统一，又说明了科学理论如何作为理解了的实践指导政治行动，批评马克思通过理论上的“去伦理化”低估了扎根于日常经验的“伦理理想主义”的独立实践作用。两种重构彼此交织互补，对当代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然而，滕尼斯在精神伦理维度上徘徊于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未能在唯物史观内部连贯地把握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道”何以可学可事?——荀子的道论及其哲学开展
龙涌霖;荀子对“道”的理论建构既以“礼”为基础，又演绎出“礼”所不及的独特意涵，需放在先秦儒家道论脉络中把握。自孔子以来，儒家之“道”志在复兴三代德治秩序，但迟迟未提出清晰可行的制度模板，在晚周诸子争鸣白热化、极重政治效用的氛围下日渐遭受严峻挑战。为此，荀子将“道”的内涵聚焦于“礼”,并落实到后王之法亦即凝缩唐虞三代治道原理的周代典礼上，遂使“道”具备四大特性：系统性、确定性、适变性、周备性。合而言之即“体常(系统性、确定性)而尽变(适变性、周备性)”。“尽变”是“道”区别于“礼”的核心意涵，意谓“道”能随时应变以穷尽事理，而圣人的行动智慧正是“道”发挥此等功效的关键。“体常”则“道”清晰确定而可学，“尽变”则“道”具足效用而可事。道论的重构是荀子为使儒学适应战国形势所作的阐释努力。他的诸多哲学论辩，如正名之论、性伪之分、天人之分，均围绕“道”何以可学可事的问题意识展开。“道”的“体常而尽变”,也为理解经史传统提供了理想窗口。
彼我与分限：再论郭象的性分概念
张云起;郭象的“自然”观念弱化了人文与素朴的对立，强化了事物与他者的差异，以及事物不受外在干预的“自己而然”。这种对个别事物特异性及其与他者关系的重视应是理解郭象“性”概念的最重要出发点。郭象的“性分”并非对孤立事物的本质性规定，而是基于万物“俱生非待”的相互关系而凸显事物特异性，进而凸显事物不可被他者替代或决定。“性分”是事物的可能性限度，这一限度源于一切他者的“自然”。“性分”的限制就是事物在变化中始终无法通过“以此冒彼”“舍己效人”而侵夺他者的“自然”。“性分”的具体边界并非前定地包含在事物的概念中，而是在变化过程中动态地呈现出来的。
明清之际关学对朱、王之争的回应
李敬峰;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论辩是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议题，关学积极介入这场论争，给出了多元的理论回应。冯从吾以本体、工夫合一为原则，主张超越门户，会通朱、王，将关学从注重主敬穷理、穷经践礼的朱子学取向，转移到对朱、王之争这一时代显题的回应上，奠定了明清之际关学的学术走向。李二曲继承冯从吾的学术遗产，强调宗本阳明、兼摄朱子，凸显以体认良知本体为主的学术取向。王建常则力主尊奉朱子、辩难阳明，赓续关中朱子学的学脉。关学不重考据训诂，固守朱子、阳明的学术藩篱，导致它未能融入和引领明清之际回归原始儒学的学术潮流。
刘宗周敬论之发展
祁博贤;在提出“慎独”宗旨之后，“敬”在刘宗周思想体系中并未就此隐没，而是另有其发展过程。刘宗周中年以“慎独”为宗旨，兼摄独之本体与慎之工夫。相形之下，如果仅仅以主敬为宗旨则存在只见工夫而遗却本体的弊病，因此刘宗周认为直指本体的慎独工夫比起无分动静、随事而立的主敬工夫更为根本。晚年以后，刘宗周将工夫之“敬”与本体之“诚”相结合，扩展了“敬”的意涵，使敬论上升为本体、工夫相贯通的理论，并据此重新处理了主敬与慎独的关系，使主敬论重新构成其思想体系的一大关节。
人工智能有道德地位吗?——基于谢利·卡根的广义能动性进路的考察
王球;一些学者认为，我们赋予动物道德地位的依据也适用于人工智能，它们或许也有道德地位。因此，我们不应只顾让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社会，还需考虑它们自身的利益和福祉。哲学家对于何种属性能够奠定道德地位多有分歧，在诸方案中，谢利·卡根基于广义能动性的道德地位等级论颇有前景。如果人工智能像动物一样拥有广义能动性，那么它们就能具备某种程度的道德地位。虽说这一方案成功论证了能动性可被视作识别道德地位的指示器，但是能动性与有意识的感知体验存在着共变关系，仅凭能动性无法将道德地位赋予人工智能。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本体论形态使之无法拥有像动物那样的能动性，因而无法享有道德地位。
有机客体的实存样式——目的论判断力再批判
丁耘;近代目的论的建立乃至近代形而上学的完成，都与对有机体的科学认识密切相关。康德指出，认识有机体需要引入合目的性概念。但此概念只能用来反思认识而非规定客体。目的论判断力批判的关键是区分两种整体概念，其中之一与交互作用相关，另一则与世界概念的歧义相关。20世纪生物学推进了前一种整体概念，彻底放弃了合目的性，以合计划性取而代之。海德格尔在对生物学相关讨论的基础上梳理了后一种整体概念，提出了一种比德国唯心论更为基本的形而上学。实际上，有机客体实存样式的核心在于整体形态的维持与转变，这不仅构成了有机体与机器的根本差别，还在过程中呈现出整体与过程两个维度的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