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06期
辩证法的使命与人类文明形态开新
刘洋;从现代文明建构与发展的视角检视辩证法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不论是对揭示辩证法的使命功能与时代创新，还是以哲学思维推动人类文明形态发展，都是有益的。辩证法传入中国后，其与中国现代文明的构建始终有着本质性内在关联，这根源于辩证法以“历史性思考”介入时代问题的本真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辩证法，文明新实践、新规律、新道路与新质性的探索与辩证法理论域界、认知方法、实践路径与具体内容的拓展相得益彰，在这一交互运动中实现了中国从被动卷入世界历史、主动参与现代世界文明再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角色转变。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充分发挥哲学改变世界的功能，在对辩证法的创新发展中把握其客观性、能动性、实践性与批判性，在“两个大局”双期叠加的历史交汇点上助力人类文明形态开新。
人何以为“类”——“人是类存在物”的思想内涵和文明内涵
孙正聿;“人是类存在物”。这个命题的核心概念是“类”,核心问题是人何以为“类”。这个命题的“类”概念，表达的是“人”所特有的规定性，表征的是“类存在物”与“自然物”“动物”“人造物”的原则性区别。人作为“类存在物”,集中地体现为人的“类特性”,即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对象性的、个性化的、创造性的、历史性的生命活动。人的具有“类特性”的生命活动，构成了人对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并创造了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即人类文明。“文明”作为人类的存在方式，内涵着“类存在物”的认知方式、生产方式、交往方式、成长方式、历史形态的整体规定性，内涵着人类自我发展的目的、方向、道路和趋势。人类在创造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了文明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人造物——“人工智能”,这为反思“人是类存在物”和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崭新的时代性课题。
马克思辩证法的时间性视域及其历史意义
刘少明;马克思辩证法通过原初时间性的方式显现出来，因而时间性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显现视域。第一，马克思通过与现象学类似的超越论还原，在个体、社会、自然的同时性的基础上回到了作为“事实本身”的感性实践活动，将辩证法主体阐述为个人-社会-自然。第二，马克思辩证法的原初差异性和否定性，通过辩证法主体面向未来的生存活动、自我确证活动、认知活动得以展开。第三，马克思通过对时间的现象学还原，让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的历史场域成为辩证法否定之否定和对立统一形式展开的时间性视域。同时性、未来性与历史场域是马克思辩证法的三大时间性视域，三者以逻辑层层推进和逐步现实化两种方式得到统一。马克思将辩证法置于时间性的视域中显现，为辩证法的展开提供了实在性的基础，超越了黑格尔式的非时间性辩证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试论阿尔都塞重塑的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及其局限
谭勇;从认识论“总问题”这一维度切入马克思认识论研究是重要且必要的。阿尔都塞尝试将“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及其关系”这一问题作为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的核心内容。阿尔都塞的这一尝试，在具体的认识层面上契合马克思的相关“文本内容”,并且有助于更精细地把握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变革的逻辑进路，即从康德的“认识何以可能”到黑格尔的“作为真理的科学体系如何可能”,再到马克思认识论“总问题”的追问。不过，阿尔都塞的这一尝试未能充分地将实践范畴纳入考量，未能触及马克思认识论的主导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存在明显的局限。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批判——基于“事实-价值”视角
丁珏;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以“分析的”方法阐释马克思的正义概念，这一方法根源于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非辩证的知性方法，无法把握现实世界中客观存在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张力关系。马克思语境中的正义概念立足于现实历史的辩证法，有中介地、批判地把握既定事实，是事实维度与价值维度的统一。马克思以商品、货币、资本等概念为中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在正义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流通领域中的交换正义只是形式正义，生产领域中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剥削、统治和奴役劳动则是实质不正义。只有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发展规律，变革全部现存的生产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实质不正义、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先秦儒家的情性本体与道德形上学——以《乐记》为中心的考察
赵法生;学界此前对《乐记》人性论的诠释大致可分为“用理为性”“用气为性”两种模式，但这两种模式均对情与气的意义有所忽视。郭店楚简、上博简等出土文献凸显了情在早期儒家人性论中的重要地位，打开了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新视域，为重新理解《乐记》人性论提供了启迪。《乐记》中呈现出以“情性论”为核心的人性论思想形态，这一思想的产生时间与《性自命出》《易传》《中庸》相近，是孔子与孟子之间的儒家学派的主张。《乐记》通过打通天地中气与君子情性来论证礼乐的先天依据与教化功效，建构了早期儒学的情性本体，形成了道、性、情、气合一的道德形上学，塑造了儒家早期情性本体论的典型形态，对后世儒家人性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再论庄子的处世之道：基于《德充符》叔山无趾章的考察
胡湘农;历代庄学研究普遍关注到庄子对人类社会的深刻洞见，但对于庄子提出了怎样的处世之道以应对人世的繁杂，学界迄今仍缺乏普遍的共识。有鉴于此，结合内篇的整体语境深入剖析《庄子·德充符》“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章将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庄子的处世态度与方法，并解决相关学术分歧。经分析，庄子不仅在应对社会事务方面持积极主动的立场，且提出了以“顺人而不失己”为核心的具体措施来规范和引导世人的行为。根据“顺人而不失己”的要求，在人际交往中，参与互动的各方均应站在他人的立场思考自身行为的合理性，并应在不违背他人意愿的前提下，以“和不欲出”的方式推广该行为准则。
“有”“无”交融：周敦颐哲学体系的基本特质
洪明超;周敦颐哲学体系有一个极为显著的基本特质，即“有”“无”双向度交融为一。“有”之向度规定了事物存在发展的积极内容而不至沦于枯寂，“无”之向度则使事物运转变化得以可能而不致僵化。“有”“无”交融的特质贯穿于周敦颐整个体系：在宇宙之本体上体现为“无极”“太极”并重，在心之本体上体现为“诚”与“无为”并重，在心之作用上体现为“思”与“无思”并重，在人道之工夫上体现为“定中正仁义”与“主静(无欲)”并重。周敦颐深化了儒家的哲学理论，但其体系在工夫论上也存在缺失。由于“定中正仁义”与“主静(无欲)”未能统一为一项工夫，使得二者之间出现隐约失调，这为二程“持敬”论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
语言学转向如何名副其实?——心理现象解释和物理现象分析的殊途同归
杨大春;在哲学中有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吗?它首先出现在欧陆哲学还是英美哲学中?这是需要在现代哲学内部转折及其向当代哲学转换的进程中加以探讨的问题。不管欧陆后期现代哲学的心理现象解释，还是英美后期现代哲学的物理现象分析，都归属于现象主义，其核心则是语言现象主义。它们注意到了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但并没有真正实现语言学转向，因为它们尚未克服工具主义立场。在这两大思潮合流的当代哲学中，唯物主义、尤其是语言唯物主义强调语言的自身回归，最终实现了名副其实的语言学转向。
亚里士多德哲学方法论的古代之争——晚期新柏拉图主义者论演绎法和辩证法
葛天勤;“什么是亚里士多德的首要哲学方法”这个问题旨在探究晚期新柏拉图主义者如何看待演绎法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这些新柏拉图主义者在评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时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主要哲学方法是演绎法。首先，这样一种看法来源于漫步学派对于亚里士多德演绎法重要性的强调。其次，尽管柏拉图的主要哲学方法被普遍认为是辩证法，但这一点不会威胁新柏拉图主义者追寻的“柏亚和谐论”,因为他们认为演绎法也是柏拉图辩证法的一种。最后，新柏拉图主义者扩展了辩证法在柏拉图那里的内涵，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和谐一致，而且也是为了确证他们所坚持的辩证法既是哲学的一部分，又是哲学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