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12期
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引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
杨洪源;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理论界的重要使命。对此，哲学以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方式，起着基础性与指导性的作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要立足“十五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在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前提下，系统梳理中国哲学的自主探索历程。由此，进一步从哲学上深入分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通过反思西方基于其现代化经验而建立的知识体系主导地位，尤其是批判西方真理观的“知识客观性”及实证主义方法论，坚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主体性根基与实践方法论，不断对人类已有知识积累进行转化和吸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问题为观照，找准重点难点问题，全面发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的哲学基础——基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
孙慧;西方话语体系深藏着基于西方特殊历史变迁轨迹而形成的碎片化与割裂化的历史视角、线性史观与历史目的论的史观基础，以及文明优越论的叙事底色。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叙事必须从根本上予以突破和超越。具体而言，要以大历史观为理论基础，在中华文明历史脉络与世界历史时代进程的纵横交错中，在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性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能动性、文化主体性的辩证关系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来源、路径选择和世界影响等重大历史、现实、未来之问作出学理性阐释，讲清楚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文明自我扬弃、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和独特优势，为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提供理论支撑。
是情动的准原因，还是情势状态的空集?——德勒兹与巴迪欧事件观比较
孙琳;当代事件哲学成为哲学事件并非偶然。事件本身源于对在场“溢出”的追问，探寻其不在场却又同时在场的原因，直面在看不见的力推动下的共在裂缝。由此，在场的“溢出”问题，是德勒兹和巴迪欧事件观共同的思考基点。秉持唯物主义立场，德勒兹和巴迪欧在诸方法论成果基础上，不约而同地以事件为主线，通过身体、直观、差异，探索主体何以重生的问题，对出没于客体之门的重复、多元、例外擘肌分理，澄明关联起主体重生和客体裂缝的内在、强力、原因。尽管两者都以事件为基础，建立了某种相似的新三一体，但走向了“无”和“空”的不同方向。要把握两者的理论得失，需立足唯物史观立场，结合方法论之魂，才能把握其当代价值。
重估“仁义”:论儒学的标识性“概念”
苟东锋;在近代以来中西语言文化交汇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没有的“概念”一词获得了一种话语霸权，人们习惯于用“概念”反向格义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名”,但这种做法正受到质疑。因此，在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中，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就是重新确定“概念”与“名”的关系。首先，“名”应从符号学的能指与所指的统一进行理解。对先秦诸子而言，“名”所指的“实”并非“实指性客体”(即对象),而是“意向性客体”,后者在墨家和名家那里即有“概念”义。其次，就儒学及后来的“名教”而言，“名”主要是“定名”,即作为儒学标识性“概念”的“仁义”。以“概念”释“仁义”虽可解决诸多问题，却偏离了儒学的实践向度。最后，儒家所讲的“名”的特殊性在于其涉及“人”的概念，因而“名”不仅是认识问题，还是评价问题。由此出发，既可调和儒家的人性论，又能领会其“生生”哲学的特质。
论《周易集解》与东亚汉学易
林忠军;汉学易的兴起，最为重要的文本是唐代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然其书在程朱易学盛行的宋元明时期仍未广泛流传。至17世纪后，随着时代学术的变迁，汉代易学受到东亚易学家高度的关注而成为易学中的显学，《周易集解》因为保存汉易资料成为宋易衰落之后最为重要的典籍。汉学易肇始于中国清初宋易衰落之时，鼎盛于中国乾嘉时期、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和朝鲜半岛朝鲜王朝中后期。受清初毛奇龄等人影响，中国清代乾嘉学派、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韩国朝鲜时期实学派，一方面通过解释李鼎祚《周易集解》等所存的汉代易学资料，恢复了以象数为主的汉易；另一方面，立足于不同国别，重建了新的汉易体系(汉学易)。汉学易在东亚兴起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官学化的宋易中图书之学与易学原初的文本相悖，而存古义的汉易失传，汉易以象数解经存有附会之弊。因此，清算宋代图书之学、考辨易学真伪、汇集梳理已经失传的汉易，是复兴和重塑汉易的开端。以《周易集解》为研究对象，重新解释汉易，探索易学文本固有的意义是东亚汉学易研究的主要内容。东亚汉学易在整理和解释汉代易学时形成，却与汉代易学不尽相同。东亚汉学易，具有连续性、一体化、本土化和个性化的特征。
戴震对朱子和阳明格物致知论的反思与发展
肖芬芳;戴震与朱熹和王阳明的思想关系，在其格物致知论的构建上有具体呈现。格物致知论是朱子学和阳明学交涉的重要问题之一，戴震在反思朱熹和王阳明思想的基础上对之作出新的探索。戴震赞同朱熹对《大学》格物致知章的修补，反对王阳明以“致良知”来修正朱熹格物致知论，又认为朱熹和王阳明皆偏向“复其初”的主敬工夫而在问学工夫方面各有欠缺，原因在于朱熹和王阳明分别将“理”与“心”视为圆满自足之体，此种德性自足的理论预设和为学工夫之间存在张力。戴震因而主张德性并非自然完满的，需要通过学习加以扩充，并提出“德性资于学问”的工夫路径。他从身心层面来说明血气心知之人性，认为人身所具的欲和情都是自然客观的，是心知审察的事物，是格物的具体对象，从而心知对血气之欲的察识会生成“理在欲中”的新义理。而心知审察能力的增强需要学问工夫，知识学习会增进从自然血气中认识必然之理义的能力，进而扩充“智仁勇”之德性。戴震因此将包含“血气心知所有事”的人伦日用视为格物致知的基本内容，并在讲明和践行人伦日用中构建了“知行并包”的格物致知论。
从弱意义到强意义的王阳明“心外无物”说——兼与现象学意向性理论比较
朱雷;王阳明前期的“心外无物”说，是将“物”收归“心”上说，“物”乃“意”所涉及的心中物，此命题仅意谓心外无心内之物。此义有助于限定《大学》“格物”之“物”的范围，但作为存在论命题则难以成立。学界常以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阐释“心外无物”,这其实在进一步加固着这一命题的弱意义。王阳明在提出良知学后，已不再仅从“意-物”关系论物，而以良知之明觉感应论物，即从“知-物”关系论物。以良知的太虚无形、流行为气、一气流通等性质，说明人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万物皆存在于良知本体之中，良知之外无物。由此，方能证成强意义的“心外无物”说。这种意义上的“心外无物”说，已经超越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而相通于海德格尔提出的以此在的在世超越性来为意向性结构奠基的思路。
东西方分体论观点之融合研究
王文方;许多物质性的事物是由其多个部分所组成的“总和”或“整体”,这是一个常识。但西方哲学中组合虚无主义者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并不存在任何组合性的事物。虚无主义常与原子论关联在一起，后者认为物质的世界当中只存在着一些极小的、没有任何真部分的物质性事物，即原子。这一观点与古印度哲学中的极微论极其相似。极微论认为，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事物只有“极微”,而常识上认为由它们所构成的那些可感知事物并非真实存在，它们只是我们基于语言的约定而貌似存在的事物。极微论同时兼备了虚无主义与原子论的特征，但二者却来自不同的出发点，且都受到来自不同角度的批判。本文从融合哲学的角度出发，阐述两者的相同之处及各自提出的支持论证，同时特别指出：第一，极微论和原子论都面临洋葱事物的挑战；第二，组合虚无主义在逻辑上并不蕴涵原子论，因而在面对洋葱世界的挑战时，组合虚无主义者可以放弃原子论或极微论；第三，将放弃原子论后的组合虚无主义扩充为放弃缘起奠基主义后的缘起虚无主义，这是理解中观哲学的一个新角度；第四，东西方哲学在这一问题上提供了相互借鉴的可能性，也展示了中西哲学融合的魅力所在。
自同与他异——斯宾诺莎力量学说中的一对隐含关系
宋佳慧;斯宾诺莎哲学在18世纪末重新引起了欧洲哲学家的关注，黑格尔、谢林一方面推崇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以应对二元论危机，另一方面又批判其实体是僵死不动的存在。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打破这一长期主导斯宾诺莎研究界的主流观点，通过动力学解释来寻找斯宾诺莎形而上学的内在活力。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实斯宾诺莎在定义“实体”“属性”等概念时频繁且不加讨论地运用到一对关系——自同与他异。这对关系实则对斯宾诺莎形而上学的展开具有重要作用，不仅揭示出力量“一体两面”的内在结构，还使得围绕“属性”“自因”等概念的诸多疑难得到更好的澄清。
“从指号出发的推理”:由亚里士多德到皮尔士的广义逻辑
张留华;逻辑学被认为是研究推理的一门学问，这其中或能引起逻辑观念变化的关键是：推理是什么?一个常被人忽视但在古希腊世界占据支配地位的观点是：指号即推理。当人们把A用作B的指号时，其实质是由A出发推出B,此即所谓“从指号出发的推理”,它体现的是人类由熟知现象通往未知真理的探究天性。此种典型属于古希腊人的指号概念在亚里士多德《前分析篇》中有集中论述。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把外展、归纳和演绎同时作为逻辑学研究对象，最终把整个指号理论视作他的广义逻辑，还坚称他的实用主义准则是一条逻辑原理，这一切都与他深受古希腊指号-推理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关注此种初显于亚里士多德、成型于皮尔士的以“从指号出发的推理”为主题的广义逻辑，不只是历史考察上的兴趣，它可以为当今哲学家正在展开的讨论，如推理是什么，以及人之作为理性动物的本性是什么，提供另一种框架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