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5期
古今中西知识观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臧峰宇;古往今来，知识在提升人们的学养与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把握中西知识观演进的基本理路，阐明马克思主义知识观及其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深远影响，秉持明确的问题意识，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今天，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以文化主体性和时代意识进一步归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新知结构，呈现具有自主性、系统化的中国知识，彰显中华文明发展的世界历史眼界，提升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自觉，以实体性内容完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总体图景。
回到《资本论》:破除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教条
白刚;作为专门研究马克思的学问，“马克思学”的产生和发展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整理紧密相关。从苏联“马克思学”发展而来的西方“马克思学”,始终或明或暗地包含着意识形态色彩。在这种意识形态背后，实际上体现的是西方“马克思学”根深蒂固的“两个教条”——马克思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第一个教条人为制造出“两个马克思”,体现的是“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关心哪个“马克思”是真正的马克思；第二个教条夸大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差别，甚至认为恩格斯修正和篡改了马克思，发展到极致就是只有“恩格斯”没有“马克思”。从西方“马克思学”两个教条的形成和本质来看，它们实际上都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紧密相关。为此，我们或许可以回到《资本论》,建构专门研究《资本论》的“《资本论》学”,来最终破除西方“马克思学”的这两个教条。
马克思恩格斯宗教批判转向的方法论意涵
杨洋;宗教批判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议题。从康德的道德宗教到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主张以哲学进路“回到宗教本身”,在内在逻辑上实现了从对“上帝”的承认向对“精神”的承认的转变。然而，德国古典哲学的宗教批判停留在观念层面，无法真正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人的苦难问题。因此，马克思发动了新的哲学革命，主张从观念世界回到现实实践。马克思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表述出发，经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经济的异化”的批判，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揭示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指明了历史动力源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实现了宗教批判从观念史到生产史的方法论维度的彻底转换，使得承认“人”而非“上帝”的逻辑在社会物质力量发挥作用的真实历史进程中得以实现。
论毛泽东政治伦理的集体主义内涵
陈晴;集体主义贯穿毛泽东政治伦理始终。近代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架构解体之后，如何重建公共纽带、克服“一盘散沙”的状态，成为建设现代中国必须解决的难题。毛泽东的集体主义是回应上述难题的一种政治伦理方案。在社会基础层面，毛泽东将集体主义从观念革命深化至社会革命，将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在变革腐朽观念所依附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同时生成革命主体。在伦理关系层面，毛泽东对传统家族集体主义进行创造性转化，将热爱人民作为情感基础，将忠孝转化为为国尽忠、对人民负责，组建各尽所能、相互关爱、泽被后世、如家庭般和睦的革命队伍。在人生追求层面，毛泽东发扬了克私奉公的传统，鼓励个体在奉献集体中展现创造性个性，促进人生价值的实现和人的解放。毛泽东政治伦理中的集体主义对凝聚社会共识、推进共同富裕、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齐物论》对儒家学派心性论的回应
孙明君;战国时期，《大学》提出以“正心”为枢纽的修养阶梯，《中庸》主张以“率性”为准则来处理天人关系。在此基础上，《孟子》借助“心”“性”“气”等核心范畴，把儒家哲学从经验伦理层面提升到形上思辨哲学的高度，完成了儒家思想的系统性转型。《庄子·齐物论》可能是针对儒家学派的心性论而发，通过对儒家学派心性论核心命题的回应，《齐物论》建构起“莫若以明”的思想体系。《齐物论》对儒家学派心性论的深刻回应，标志着老子、孔子之后思想高峰的形成。孟子、庄子思想共同推动中国哲学突破经验伦理之局限，实现向形上思辨哲学的转型，开辟了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特质的两种路径。
“信”字三义与心学心灵观
邹晓东;“信”在儒学中通常是指“我”作为有德之人赢得别人的信任，此是“信”字第一义。“人信我”取决于“我之诚”,释“信”归“诚”之“诚信”可谓“信”字第二义。进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自诚明，谓之性”以“性”为奠基，“诚/诚信”遂转化为“性-诚”。“性-诚”有两种诠释：第一，“性”本身就是“诚”,“诚”本身也是“性”,直接来自“天命”,不待后天人为努力；第二，“诚”就是“注意体察并服膺性的处境化指引”,以“我将吾性信为可靠向导”为前提。“我信吾性”即“信”字第三义，陆王心学尤重此义。由此，心学意义上的“心灵”可以解析为由“我(心灵决策中枢)”“被信的吾性(可靠的内在向导)”“被防范的私欲”“有效知识积累”等多要素构成的综合体。
“兼爱”与“不爱盗”
武云;对于墨家“不爱盗”的命题，存在一种可称为“不融贯说”的立场：不少学者一方面认定其与“兼爱”在逻辑上自相矛盾，另一方面又在道德层面对其加以认可。其中，作出逻辑辩护的学者，尚未深入解释逻辑与道德辩护的融贯性问题。笔者认为，“不爱盗”与“兼爱”在逻辑上连贯，逻辑与道德辩护亦可融贯。这是因为，对于墨家来说，兼爱不仅是道德目标，其最基本的内容“不可亏害他人”还是任何行为不得违背的边界约束：这要求不得以亏害他人的方式来追求兼爱，否则便是否定兼爱。“盗”亏害他人，对其加以否定的“不可为盗”(“不爱盗”)命题，也就是这一边界约束的同义表达。若此，“不爱盗”与兼爱不仅不矛盾，反而确保对兼爱的追求不会陷入自相矛盾。由于“盗”之准则对应的命题必然对兼爱命题构成否定，“不爱盗”的推理就可看作将矛盾律运用到作为前提的“兼爱”命题，若前提为真，结论必然为真。
王夫之理势论的四重结构
杨超逸;王夫之的理势论以化理想为现实为旨趣，可从本然、现实、规范与可能四个层次加以把握：理与势在本然层面是同源的，于现实中则分流衍化，并在规范的评价中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而在一种文明新形态中实现可能的统一。在王夫之的《孟子》诠释中，理势论要求小国在受迫于强权时效法文王，通过以德治国来转变理势。在王夫之对周武王立国得失的分析中，更抉发出武王权衡理势、澄清天下的实践智慧。王夫之以此为典范，深化对国家运行中理势关系的思考。从郡县制的政体设计中探索实现“公天下”的新进路，则是王夫之理势论对历史与理想之统一展开的哲学思考。
黑格尔之后的“反观念论”历史哲学
倪梁康;本文聚焦黑格尔之后现当代历史哲学对古典观念论历史哲学的反叛与超越，探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历史哲学的时代交接进程。黑格尔被看作古典观念论历史哲学终结的标志性人物，在其去世后，历史哲学逐渐从观念论转向心理学或意识现象学，形成反观念论的思想潮流。本文以考夫曼、洛维特、胥讷曼等有现象学背景学者的研究为重要参考，同时结合与狄尔泰等思想家相关的讨论，系统梳理了四大反观念论历史哲学流派。斯宾塞与孔德代表实证主义路径，尝试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却忽视了自然与社会存在模式的本质差异；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反转观念论，确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核心命题，主张以实践改造世界；克尔凯郭尔则立足个体实存论，强调个体主观性与基督教个别性，形成了与马克思的集体主义立场相对的另一种历史哲学形态。这些流派共同推动了历史哲学的范式转型，深刻影响了后续狄尔泰等人开启的新历史哲学思潮。
隐含生命：胡塞尔论天生本能
王嘉新;胡塞尔对超越论主体性的整体构想经历了由笛卡尔模式向莱布尼茨模式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胡塞尔对本能意向性的分析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作为构成性开端的天生本能给主体提供了一种在缺乏与揭示之间持续的运动张力，并规范着从“前自我”出发的“主体”与“第一质料”的结合。由此，作为超越论单子的匿名“主体”呈现为可被触发的主体，并觉醒为一种自身意识。不仅如此，胡塞尔对天生本能与世界之初次构成的刻画还揭示了从冲动的生命到自身体验的生成过程，展示了在主体性视角下的超越论“生命”之自身展开的原过程与形态。因此，胡塞尔的本能理论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具有特定立场的生命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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