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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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常认为此种体用论在魏晋时已经出现。不过,更详细的文本考察显示,此种体用论的真正建立是南北朝中期以后的事,且主要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见岛田虔次,第53页)在隋唐佛学中,此种体用论得到了充分发展,后来在宋明理学的话语中占据了重要位置。蒙培元先生说:“理学本体论,严格地说,就是通过‘体用’范畴建立起来的。”(蒙培元,第148页)关于此种体用论更具体的含义与历史,除上引文献外,亦见于张岱年、牟宗三、方克立等的专题性研究。(参见《张岱年全集》第4卷,第518-522页;牟宗三,第490-564页;方克立;景海峰;沈顺福)

(2)从早期文献来看,形体是体的本义。(见《张岱年全集》第5卷,第96页)王弼较早在形体-功用的意义上使用了体用概念,后来,韩康伯、范缜、孔颖达、崔憬等人发展了这一论述。(见林采佑)宋明理学中,体用论主要是本体性的,“只有邵雍和其他理学家不同”,“从形下象数学的角度”,在“形体”“功用”的意义上大量讨论了体用问题。(见蒙培元,第152页)从概念名义、经典来源与问题意识上看,邵雍继承的是王弼以来的体用论的传统,而与本体-现象的体用论不同。

(3)杨立华较早阐述了邵雍体四用三的思想,将其概括为“体以四立”“用因三尽”。(见杨立华,第72、84页)

(4)包安乐(Anne D.Birdwhistell)注意到体四的基础性,说:这些“四体”(four major aspects),作为“物、事或力量”意义上的“实体”(entities),“无法被还原到任何其他的实体中去”。(Birdwhistell,p.48)

(5)《观物内篇》论及体数与用数,认为两者在数值上是十比七的关系。(见《邵雍全集》第3册,第1171-1172页)类似的概念、数字与比例关系,在记录邵古思想的《伊川丈人正音叙录》中早有出现,只是名义略有出入。(见张行成,1986年b,第453页)邵氏父子的这种体用论,可称为“体十用七”。十分之七在数值上与四分之三接近,为便于计算与诠释,邵雍又取其约数,结合“圆者径一围三,方者径一围四”的观念,将“体十用七”化约为“体四用三”。关于邵雍与邵古的学术传承,学者已有探讨。(参见平田昌司;王铁,第50-51页;李震)关于邵氏父子的音韵学,亦有相关研究。(参见陆志韦,第35-44页;周祖谟,第581-655页;李新魁,第64、172页)

(6)《观物外篇》:“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变而成八也。”(《邵雍全集》第3册,第1177页)

(7)王弼《周易注》以不用为用的条件,《老子注》则提出用不可穷竭:“穷力举重,不能为用。……冲而用之,用乃不能穷。”(见楼宇烈,第10-11页)邵雍的体用论绾结了上述两脉的思想资源。研究者认为,邵雍存本不用的观念体现了北宋道学对于生生的普遍重视。其实,邵雍的论述基本上内在于王弼思想的脉络之中,且这一脉络主要体现的是道家的问题意识。张行成认为,扬雄“罔直蒙酋冥”之说已蕴含了类似的观念。(见张行成,1986年a,第40页)比之更早,《庄子·知北游》与《淮南子·说山训》已有“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的表述。这些是《老子》以来道家哲学的共识。在这方面,邵雍更多是处在道家的延长线上。

(8)前人曾怀疑《渔樵问对》并非邵雍作品。郭彧比较文本后指出,《渔樵问对》与《观物篇》存在大量而直接的文字关联。(见《邵雍全集》第4册,第469-470页)《渔樵问对》的作者归属应无可疑。

(9)《观物外篇》云:“月体本黑,受日之光而白。”(《邵雍全集》第3册,第1235页)《渔樵问对》云:“薪,火之体也。火,薪之用也。火无体,待薪然后为体;薪无用,待火而后为用。”(《邵雍全集》第4册,第456页)月被照亮、薪被点燃并非空间上的运动,但仍是被使动的形式。

(10)除动静等诸义外,邵雍在《渔樵问对》中还谈及体用与本末的关系。不过,不同于体与静、用与动这样的固定组合,本与末各自都可以与体或用搭配。这意味着,本末不是对体用性质的说明,而只是对事物中体用所占偶然比例的界定。

(11)钱穆与陈来先生曾论及邵雍体性的概念(见钱穆,第63-64页;陈来,第97-98页),陈睿超指出体性是体用的另一种指称。(见陈睿超)从具体语境来看,体性是体用对待的特例,主要是指精神与形体的关系。邵雍认为“性非体不成,体非性不生”,这种体性论与唐人崔憬以形躯与灵识、枝干与生性区分体用(见《周易集解》),以及唐末道教“性命自然冲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滞而死者也”(《无能子》)的身心关系论十分接近。

(12)特别能体现这一差别的是邵雍与程颐讨论雷起于何处,程颐答以“起于起处”。劳思光先生评论说:“伊川之意实谓此处经验世界之现象问题,非形上学家所应用心;从形上学立场看,知经验事物各有其经验之理,即已足够。”(劳思光,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