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需要把握相关重要前提。就科学知识体系而言，原理具有普遍性、基础性、稳定性、层级性等特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展开、本质显露以及人们对规律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理性发展是可能且必需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新时代面临的重大文化课题作出深刻回答，提出并阐发党的文化领导权原理、文化主体性原理、“两个结合”原理、共同价值原理、文明交流互鉴原理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重要的原理性贡献。突出的问题导向、科学的理论思维、深厚的人民情怀、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是我们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的重要切入点。

黑格尔、马克思与代议制问题的时代疑难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将黑格尔的国内制度理论判定为代议制与等级制的混合。国内外现有研究多从该论断出发解读黑格尔与马克思代表理论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黑格尔法哲学自身逻辑及马克思政治思想发展变化的漠视。将黑格尔的代表理论置于其原初语境中，有助于我们理解黑格尔赋予等级中介的政治功能及其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批判性改造。而只有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中完整地考察其代议制批判的理论走向，才能够充分说明马克思到底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黑格尔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批判。代议制民主已经发展为当代西方国家的主要民主形式，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从不同维度为我们剖析、批判和超越西方代议制民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重要的现实启发。

数据产权的哲学透视及其资本逻辑批判

数据产权是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加入生产过程后在生产关系上的必然要求，是财产权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最新发展形态。作为财产权的新形态，数据产权既具有物权和知识产权的某些共同特征，又彰显了有别于它们的新特征、新内涵。数据产权所确权的数据是具有经济属性的集约化的“大数据”,而不是那些未进入经济关系或不具有经济属性的一般数据。这种数据资源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劳动的产物。因此，它同样符合价值规律和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则，后者依然是实现数据产权确权的基本依据。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数据商品的所有权规律必然演化为数据产权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和占有规律。资本通过数据原料的“原始积累”、数据资本的生产和数据产权的私有化兼并等方式，建构了一套以数据积累为核心的财富掠夺和资本增殖机制。在构建中国特色的数据产权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明确资本权力的“红绿灯”。

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再探：以滕尼斯的文化科学和实践哲学重构为中心

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对后世社会学产生深远影响。滕尼斯以文化科学视角重构“生产力—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政治—精神”框架，既重申了物质生活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又特别细化了尚未被充分关注的财产关系(私法)与政治(公法)的互动。他还结合自身的意志论，以实践哲学视角重构“经济—政治—精神”实践三重结构，既揭示了经济实践中无意识意志与社会物质条件的辩证统一，又说明了科学理论如何作为理解了的实践指导政治行动，批评马克思通过理论上的“去伦理化”低估了扎根于日常经验的“伦理理想主义”的独立实践作用。两种重构彼此交织互补，对当代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的反思与重构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然而，滕尼斯在精神伦理维度上徘徊于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未能在唯物史观内部连贯地把握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道”何以可学可事?——荀子的道论及其哲学开展

荀子对“道”的理论建构既以“礼”为基础，又演绎出“礼”所不及的独特意涵，需放在先秦儒家道论脉络中把握。自孔子以来，儒家之“道”志在复兴三代德治秩序，但迟迟未提出清晰可行的制度模板，在晚周诸子争鸣白热化、极重政治效用的氛围下日渐遭受严峻挑战。为此，荀子将“道”的内涵聚焦于“礼”,并落实到后王之法亦即凝缩唐虞三代治道原理的周代典礼上，遂使“道”具备四大特性：系统性、确定性、适变性、周备性。合而言之即“体常(系统性、确定性)而尽变(适变性、周备性)”。“尽变”是“道”区别于“礼”的核心意涵，意谓“道”能随时应变以穷尽事理，而圣人的行动智慧正是“道”发挥此等功效的关键。“体常”则“道”清晰确定而可学，“尽变”则“道”具足效用而可事。道论的重构是荀子为使儒学适应战国形势所作的阐释努力。他的诸多哲学论辩，如正名之论、性伪之分、天人之分，均围绕“道”何以可学可事的问题意识展开。“道”的“体常而尽变”,也为理解经史传统提供了理想窗口。

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

<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经过50年代的战后恢复,进入60年代之后,欧洲迎来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由于现代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等也在战后法国迅速出现,这些特征都标志着战后法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正在深刻地改变法国人的

地方性知识的构造

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多维解读

马斯洛通过大量调查提出了人的需要层次论,着重阐述了五个层次的递升关系。由于缺少哲学思辨和逻辑演绎,有待于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上予以论证。结合中西方相关的文化成果,可以说,为人生提供主要动力的是生理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前者近于动物性,后者近于神性,人格的成长和完善主要源于后者的制导。生理与安全一般为感性需要,归属与尊重需要使人向社会生成,自我实现需要则体现通天下之志,指向自由而完满的生存境界。

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

理解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把握数字资本主义的哲学内涵,首先需要从本体论上看到:一般数据正在塑造出一个类似于货币这样的巨大的数字界面或平台,将一切人和物都囊括其中,而所有的对象都必须经过一般数据的中介,在数字化空间中呈现出来。经过数字化中介的行动变成了虚体,虚体是数字化界面最基本的存在单元。这意味着在存在论上,数字时代塑造出了人与人,甚至人与非人之间的虚体交往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作为数字资本的一般数据,是所有在数字化平台上的用户生产出来的,而被少数数字资本家占有。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打破这种垄断,将虚体活动共同生产出来的一般数据,转化为一种共享,为一种真正的未来共同体铺平道路。

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思想根据,并为促进人们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提供思想力量,这是哲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关注和思考,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克思通过赋予"类"概念以全新的内涵,表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切的价值关怀,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提示了现实的道路。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将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另一方面将为推动马克思哲学与当代现实生活的内在结合提供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

<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经过50年代的战后恢复,进入60年代之后,欧洲迎来了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与此同时,在这一阶段,由于现代化和高新技术的发展,高速公路、高楼大厦、购物中心、电影、电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等也在战后法国迅速出现,这些特征都标志着战后法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新特征正在深刻地改变法国人的

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重读《实践论》《矛盾论》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既是实践论的矛盾论,又是矛盾论的实践论。从理论性质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认识论;从理论内容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实践论的辩证法;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两部著作都发挥了"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基本思想;从现实意义上看,这两部著作都是指导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实践智慧使得"灰色"的理论变得熠熠生辉,使得"朴素"的现实变得厚重深沉。在实践智慧中,现实活化了理论,理论照亮了现实。《实践论》《矛盾论》的"实践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

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

马克思哲学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层思想根据,并为促进人们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提供思想力量,这是哲学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关注和思考,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克思通过赋予"类"概念以全新的内涵,表达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切的价值关怀,为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提示了现实的道路。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将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另一方面将为推动马克思哲学与当代现实生活的内在结合提供一个重要的生长点。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

从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实质内容和世界意义，就在于它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中，以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国家独立为首要前提的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中，以中国人民“富起来”“强起来”为现实基础的现代化；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以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历史使命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